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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的幽默：介绍土干的中篇传记小说《土城之歌》

廖康

现代科技使得写作和发表比以前容易多了，愈来愈多的人说：“我写，我方在。”似乎人生不写出来，就形同虚度一般。然而别人为什么要看你的人生经历呢？人们阅读传记或传记小说，无非两大原因：一是要了解名人，不管那传记写得多烂，人们还是要看，为的是了解大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为或明星的花边琐事。二是因为写得有意思，哪怕你不是名人，人们也愿意读你的传记，就像读精彩的小说一样；或情节跌宕起伏，或人物栩栩如生，或情感撼天动地，或文字诙谐风趣，可以让读者享受文学美。土干的中篇传记小说《土城之歌》属于后者，我相信读者会像我一样，体验到土干独特的幽默，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开篇，土干就拿张戎的《鸿》作引子，为小说定下了反讽和幽默的调子。“我也想写我的爸爸妈妈，又怕后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不想让他们遗臭万年。”我的兴趣一下便给勾起来了，但仍存疑虑，心说了：“土干哪，你正话反说，这可是一步险棋啊！幽默一两次不难，难的是一气幽默到底。后继不上，读者会失望的。”紧接着，作者在谈到母亲虽然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却被选上照顾老干部时说：“我猜想，照顾首长，思想过硬不行，要外貌过关啊！”我不禁菀尔，开始感到土干这不同寻常的诙谐含有反讽，其弦外之音远远超过一般逗乐的玩笑。果然，作者不负我望，从父母写到孩子，一路幽默下去，每两三段就让我笑一次，让我欲罢不能，一气读完。

掩卷回味，觉得作者深得不动声色的幽默真传。土干的幽默是以高度自信为起点的自嘲，是其秉性与智慧的坦然表现。说到父亲三十年后终于领悟到自己一个非党员却在学运中被国民党盯上了，大概是地下党利用了他个子高，作者评论道：“多糊涂！这么多年才明白真相。我才找到原因我为什么这么迟钝，遗传的。”一句话，幽了父子两人一默。生活中，不时会见到两种极端的人，有些因自身的缺欠而非常敏感，一提到与自己的不足相关之事就吃心，就怒火勃发。另一些人为了博人一笑而不惜损爹骂娘，比如时下许多相声的廉价噱头。土干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使作者有气度拿自己的迟钝和容貌开开玩笑，而又从不流俗。谈到自己小时候逃学，不用说，那多半是因为老师无暇管学生，上课也极其无聊，但作者并不怨天尤人，反而自责道：“我的记忆很坏，到现在也想不起我逃学的动机，不然，可以给教育心理学家提供第一手资料。”后来小土干读了高玉宝的书，又纳闷儿道：“我不明白高玉宝为什么想上学，我为什么要逃学。我倒是想当个放猪娃，赶着一群肥猪，躺在阳光下，多好玩啊。”如果高玉宝之类的老革命家读到这文字，看到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被文革折腾成这个样子，不知会做何感想？小土干渐渐从字里行间活起来，颠颠儿地走着，傻呵呵一个乐天派，人们说这孩子是捡来的，他也不伤心，还感叹呢：“被捡到这个家多好啊！”

如果只是描写一个傻小子，倒也没什么新鲜。但土干在为自己辩解时，就傻出水平了：“请不要笑我当时那么傻，我那时才八岁。十八岁的红卫兵们见不到毛主席时，哇哇地哭，见到毛主席时，还是哇哇地哭；毛主席咳嗽一声，他们就满世界去串联，打、砸、抢；毛主席一生气，把他们全轰到农村去了，他们还争先恐后地去。我们每个人傻的方向不一样。”这话要是让我一本正经地说，不定要得罪多少人呢！可是在那种自嘲的上下文中，由土干嘴里说出来，再激愤的读者大概也只能苦笑一声而已。因为幽默的反义词之一是认真，读者跟土干往往是认不得真的。谈到自己的长相时，作者这样写道：“我很高尚，爸爸妈妈的俊美财富，我一点都不要，心甘情愿地生活在普天下的平凡中。”小说中还多次谈到自己如何丑，与时下的美女俊男自吹自擂的文章“傻的方向不一样”，可你能拿这些话当真吗？

很多回忆文章谈到自己的父母，都描写他们如何美貌、浪漫、有风度、有教养，与“解放后”我们这粗糙的一代做鲜明对比。但土干反其道而行之，以当时革命傻小子的眼光看待父母的优雅，幽默之余，又让读者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扭曲。描写父母第一次见面时，作者说：“妈妈穿一件丝面大花棉袄，爸爸穿一件丝质，高领，中式大棉袄，很象现在的唐装，又很象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穿的丝棉袄。总之，不象共产党人。”可不，当年我们接受的就是那种教育，革命者要艰苦朴素，样板戏里的主人公，好好一件衣服也得缝个崭新的大补丁，那可跟现在的新新人类穿破衣服有本质差别。这差别在深入内心的描写中可见一斑。有一次，土干偶然看到当年父亲给母亲的情书：“我爱的竹：请允许我的心伴随着这份礼物，飞向你——我天边的爱人，我的梦……”作者描写道：“我的手迅速捂住这张便条，四下看看有无外人，又到门口看看有无盯梢。屋里屋外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心想，毛主席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行吗？”今天读起来，好笑死了，但在当时，这是很正常的想法。人们是健忘的，于今，需要具有幽默感的作者把这些荒唐的想法再现出来。

土干的幽默显然是家传的，这在他父母第一次相见，最浪漫的时刻也掀开门帘，露出一小手：妈妈为爸爸泡茶，出去打热水。“爸爸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整齐地叠在那里。他想，也许是冬竹写给我的一首诗呢。他打开看，原来是一张清理鼻涕用过的废纸。”这个细节肯定是父母告诉作者的，能对孩子说这事，可见他们的幽默逾越了代沟。因而，土干讲到父亲不白拿人家礼物，“反行贿”时，也用幽默的口吻：“爸爸给工人‘行贿’去了。我当时心里直着急，要是多几个人给爸爸行贿，我家将要花多少冤枉钱呀，用这些钱给我买一个照相机该多好啊。”无疑，这比露骨地歌颂自己的家人有意思多了。

土干的幽默又是庆幸的自然流露，庆幸自己一家在中国的风云变幻中竟生存下来。提到父亲的上级决定为他找个对象时说的话：“小土，我去给你物色个姑娘来”，作者评论道：“这让我想到奴隶社会，奴隶主去市场买奴隶。”如果这领导之命的婚姻酿成《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种悲剧，这话就不是调侃，而是泄愤了。但有了前面的幽默垫底，我知道土干一家一定是幸运的、幸福的。果然如此，领导只是搭了个桥，土干的父母还是自由恋爱结合的。虽然他们也遭受了我们共同的厄运，幽默帮他们度过了文革的磨难。发配到干校去劳改，他们一家开始住在粮仓里，小土干兴奋地说：“我们真阔气，住这么大的房子。”在干校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偶尔有晚会，“赞美祖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可能是他们一天最高兴的时候，倒不是为祖国形势高兴，而是看台上的人出笑话高兴。”当然，那少不了土干自己的笑话。还有姐姐土思讲鬼的故事：“情节声色配合极佳，吓得我不能入睡。白天我还感到关爱温暖，晚上就让我魂不附体。土思只比我大一岁，就能把我折腾得如此起落，咱们就不要怪伟大领袖了。”土干可不仅是为了好笑而讲笑话。

土干是幸福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都相当刻板，父辈与儿女的关系多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作者虽未明说，但看得出来，这是和睦谐美，其乐融融的一家。父母当年的趣事，包括恋爱的经过和细节都开诚布公了，也许就是他们时常玩笑的话题。母亲在教育孩子时，也透着幽默。为逃学，土干曾盼望发烧，但“总是跨不过‘三七’线，更不用提‘三八’线了。于是……体温计在经过暖壶口的一霎那，水银头就热爆了，水银掉进暖壶里了……妈妈说：‘土干想发高烧。’妈妈看穿我了。我心慌意乱地问妈妈：‘那你为什么不打我呢？’妈妈说：‘我不能打掉你的诚实，不然，我们总有一天会汞中毒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难怪土干会幽默！

这幽默又传给了下一代小土豆，在纠正土干的英语中初露锋芒，对女生的谦让更显示他平和的秉性，而在与英国首相的合影时，这小家伙竟然注意到“布莱尔一口黄牙……这么大的殊荣不感恩，却散布流言蜚语。”看来《皇帝的新衣》端的是有现实依据。在尚未被世俗的观念污染的童心中，人和物就是其原本的样子，再大的人物也没有神圣的光环。在民主国家里，幽默这种秉性就更不容易毁灭了。我说它是秉性，能够传承，因为幽默原本是指体液。欧洲人过去认为，人有四种体液：血、痰、黄胆汁、黑胆汁。血多了活泼，痰多了迟缓，黄胆汁多了暴躁，黑胆汁多了忧郁。如果四种体液适中和谐，人的禀性就平和，脾气就好，出言就诙谐、逗趣。这一说法未必科学，但也表现了幽默的特点——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来的，而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或者说，幽默流动在土干这种人家的血液中。

2006年8月11日

土城之歌(7)

土干

尽善尽美

　　爸爸妈妈第一次来英国时，我的朋友史密斯请我们全家到他家里吃饭。史密斯先生是一家公司的副主管（vice director）。他夫人在另一家公司做秘书，她在跟我学中文，所以，我认识了这家人。我们入席后，史密斯夫人把食物端到餐桌上，史密斯先生不动刀叉，我们也都不动，直到史密斯夫人坐到了她的位子上，史密斯先生说：“辛苦了，亲爱的。”我们才在史密斯先生拿起了刀叉之后开始吃饭。每吃一道菜，史密斯先生都说：“亲爱的，这个真好吃，谢谢。”吃完饭，史密斯先生说：“亲爱的，真是很好的一顿晚餐，谢谢你。你坐着，我去备咖啡。”

　　我们吃完饭，回到家里，爸爸说：“西餐不太好吃，只是史密斯先生的言谈举止真让我惭愧，我对你妈妈就没有那么尊重。我要改正。我要多为你妈妈做点什么。”

　　爸爸的话让我想起我初到英国时的一件事。我所在的系正在招待一国内代表团，团长黄院长被系主任沃特教授请去吃饭。我是系里的少数中国人，所以也被一同请去。黄院长很高兴，让我当他的翻译。在沃特教授家吃饭的情景和在史密斯先生家的情景大同小异。这顿饭吃完，我和黄院长就熟悉了，在英国访问的几天，他“缠”上了我，喜欢到我的宿舍来和我聊天，还求我陪他去伦敦，我陪他去了。

　　黄院长告诉我，他五八年被打成右派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等到平反以后，他都五十岁了。他当上一研究所的所长以后，才结婚，他的妻子才三十多岁，他现在五十九岁了，儿子才六岁。他又说：“你瞧沃特教授家，吃饭间，谢来谢去的多见外啊。我老婆特别好，我让她给我做什么吃，她马上就给我做什么吃，我从来不谢她。谢什么？自己的老婆嘛。我是院长，她很崇拜我，对我百依百顺。”

　　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不知道夫妻间的奥妙，对他所说的没有太多的想法。我们也是刚认识，他就对我说了这么多他家中的事。他快60岁了，还这样说话，就别提他20多岁时会怎样说话了。

　　现在听了爸爸去英国家庭吃饭后的体会，我突然很敬佩爸爸。我敬佩他，不是在于他曾经是所长，不是因为他曾经英俊潇洒，而是他对于好的，美的，善的事物的敏感与吸收。我不是在说黄院长不是好丈夫，但是至少他不如我爸爸“高级”。一声“谢谢”“辛苦了”不费吹灰之力。但是，留在妻子心中的是丈夫的体贴和体谅。系主任和副主管也是“官”吧，人家在家就不摆官架子。妻子和丈夫是平等的，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和女仆。家庭的和睦就维系在这许多细小的言行中。

　　在英国也有大男子主义的，但多是些酒鬼，好吃懒做和自以为是之流。也许我说得有些过份，至少在我的英国同事们中，夫妻之间都是轻言细语，彬彬有礼的，以至于我回家也不敢无礼。我现在每年回国，要提醒自己大声说话，否则朋友们说我装洋蒜。

　　爸爸离休后说：“我以前忙，都是你妈妈在关心我，我从今后要关心你妈妈了。”现在，爸爸老土天天在家切土豆丝，给妈妈做饭吃。妈妈每天出去搓搓麻将，传传闲话，到了吃饭的钟点马上回家。

最佳礼物

　　我如今已经人到中年，有自己的家了。爸爸妈妈的俊美基因传给了姐姐土思和我儿子小土豆，把我绕过去了。我时常盯着我儿子发呆地看，多么英俊的小少年啊！我儿子不用功读书，我说他这样下去会后悔的。他说他一定会象我一样有一个happy family的，因为他长得英俊。我给他解释了郎才女貌的说法，他不服气地质问：“为什么不女才郎貌呢。”小土豆真异想天开！人长成什么样，就希望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

　　看着儿子年年月月地成长，就好象又过一次童年。

　　小土豆一岁时，刚能站立起来，就幽了我一大默。那天，他扶着一把椅子玩，突然，他离开了椅子，独立地站在那里，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先是有些惊讶，然后露出微笑，尔后变成大笑，最后全身颤抖地哈哈笑，以至于他站不稳，坐到了地上。小土豆让我看到了人在成绩面前、成功时刻所表现出的喜悦、得意、失控。我把他从地上抱起，放在了桌子边缘，就象一个成年人站在悬崖边缘一样，我想看看他还得意不。我小心地松开我的手，盯着小土豆的表情。他又开始笑，但是笑得没有前一次失控，这说明他比上一分钟成熟了。他欢喜地看着我，小身体向前倾，信心满满地、无所顾及地摔下去，我赶紧上前接住他。他对我无条件的信任，让我感动不已，我的信心在升华，我看到了我的价值。他在我怀里咯咯笑，小手指着桌子，意思是：再来一遍！接下去的近一个小时，我们不断重复着这个节目，他乐此不疲，我腰酸背疼。

　　小土豆两岁时，我有一次带他去散步，我发现他的手指着一个方向，有时向前，有时向左，有时向右。只要我稍微偏离他所指的方向，他就尖叫。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到哪里散步不是散步呢，就按照他所指的方向前行。在散步中，他有一段时间竟然指向一个迎面走来的人，这可不好办，我不能推着幼儿车去撞人啊，就在我不知所错时，小土豆的手偏离了那个人，谢天谢地，我们擦肩而过。我按着小土豆指引的方向，走了２５分钟，来到了市中心──St. Andrews Street。那里有街头艺人表演，小土豆看得来劲，我想原来他是想来看热闹。

　　小土豆看罢一曲，小手又抬起来了，我赶紧按照他的方向继续前行，左拐右拐，走街串巷，小土豆终于兴奋起来，他开始咿呀地唱，然后去挣脱捆着他的安全带，他要下车！我赶紧住脚，抬头一看，嘿，这是他真正的目的地──玩具商店。我这才想起来，我两星期前带他来过这里，他竟然记住了方向地点。

　　看来方向性基因藏于雄性染色体“Ｙ”里面，难怪世界级领导人多数是男人，全国人民需要领路人啊。喜欢争斗的带领人民扩张，喜欢和平的带领人民建设。小土豆若是领袖，将会带领全国人民玩玩具，那将会是个和平盛世！

　　小土豆三岁时就要纠正我的英语了，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东方脸型的人说英语都会有问题。我有一次说crisps（土豆片），他告诉我应该是crispsps，我于是跟他学道crispsps，他又说crispspsps，我问他：“你告诉我到底有几个ps？”小土豆心虚了。我说：“这样吧，咱俩英语都不如幼儿园老师的英语好。你明天上幼儿园时去问老师，回来再告诉我答案。”他觉得很公平，点点头。我比他心眼儿多，我说：“我以为是一个ps，你以为是几个ps？我们记好了，等答案来了，看谁说得对。”小土豆开始还ps了五次，自己都觉得ps太多了，最后保守到了两个ps。横竖他不能退到一个ps，那样我就正确了。

　　第二天，小土豆从幼儿园回家，告诉我是一个ps。他以后再没有笑话过我的英文。其实，他现在最有资格笑话我的英文了，但是他仍然没有。从这点看，越有知识的人，越宽容。

　　有一次，我在听广播剧。剧中有个角色是中国人，操着过份的带有中国口音的英语说话：“Pliz, sit adarn, sit adarn, you wanna cupper ti?”(请坐。你想喝茶吗？。我笑得前仰后合，问小土豆：“我是这样说话吗？”他也笑了，告诉我：“你不是这样说话，可是，收音机里要这样说，因为我们看不见他，就不知道他是中国人”小土豆还挺在行啊。我问他：“你有没有觉得我是中国人，让你抬不起头？”他说：“没有，你很好。你是个clever ass.”小孩总能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说到语言，我想起恶有恶报。我现在每天生活在我从前的“恶”的后果中。我小时候经常笑话妈妈的江浙口音，我会模仿妈妈说：“坏面有危先金工昨崽。”实际上，妈妈想说：“外面有位先进工作者。”妈妈当时笑，并且还努力在把“崽”说成“者”。妈妈当时也就是普通话发音不准，语法词汇还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上苍在替妈妈行道，让我这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生活在异国它乡，说着蹩脚的英文，语音语法词汇经常漏洞百出，辞不达意，狼狈不堪。

　　小土豆三岁半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次人间伟大的爱。那天，我象往日一样，骑车送小土豆去幼儿园。小土豆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系着安全带，嘴里哼着歌。突然，他大叫起来，随后，大哭起来。原来，他手里的玩具老虎失落，在马路上弹跳几下，正好落在了马路中间。玩具老虎趴在了马路中间，来往车辆繁忙地在老虎的两侧穿梭着。小土豆盯着玩具老虎，绝望地放声大哭。我说：“咱以后买个新的。”小土豆绝望地说：“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我听着他伤心的喊叫，停下自行车，把车靠在附近的一堵墙边上，小土豆被安全带绑在自行车上，他还在哭。我说：“等车少了以后，我就去把老虎捡回来。”小土豆不依，他手指着那只老虎，继续痛苦地哭着，十分惨烈。

　　这时，我看见马路左边的一位骑自行车的人骑到了机动车道上，然后就停在了那里。他身后的汽车也因此减低了速度，最后停了下来，后面的汽车都相继停了下来。马路右侧也有一骑自行车的人做了同样的举动，因此也堵住一串汽车，因为这是上班高峰时间。那第一个停下来的骑车人把他自己的自行车横放在马路中间，然后跑去捡起那只玩具老虎，又跑到我们面前，把老虎递到小土豆的手里，小土豆脸上还挂着眼泪，却笑得十分的开心。我谢了这位骑车人，又去看所有的司机，没人有怨言，他们都在望着我们微笑。我心里想：Wow！

　　骑车人上路了，路上的车流开始涌动，车上的司机们向小土豆招手，小土豆也向他们招手。马路上很快恢复正常，我们也继续上路。小土豆一定特别高兴，小孩和大人一样，对失而复得的东西更珍爱。我骑车上了每日必经的蓝色的铁桥，小土豆大概心里太高兴，他欢快地高声唱起了英国著名的儿歌：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my fair lady!
　　（伦敦桥塌了，塌了，塌了，
　　　伦敦桥塌了，我美丽的女郎！）

　　我心想，小土豆的一只玩具老虎差一点被压得粉身碎骨，他因此大哭，可是，一座那么雄伟的伦敦塔桥塌了，他怎么就这么地幸灾乐祸，反正不是他小土豆的桥。英国人常常把历史悲剧用欢快的曲子唱出来。我想象如果我们国人谁这样唱：“紫禁城烧了，烧了，烧了，紫禁城烧了，我的小爱人！……”肯定被说成是狼心狗肺的，因而遭人唾骂。

　　我就没有小土豆这么幸运。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我骑车上班，被一辆小汽车撞了。由于我经常打球，所以，身体协调性好一些，就是这样，我还是重重地摔在马路上的一个水坑里，半天都动弹不得。就在我躺在马路上的时候，撞我的英国女司机气急败坏地从车里出来，手叉着腰说：“我要迟到了，你懂不懂交通规则？”我半天才忍住痛，我说：“你把我撞了，你连一声对不起都不会说吗？”她这才不耐烦地说：“对不起，你伤在了哪里？”我被其他人扶起，试着走了几步，我还可以走动，说明我的骨头没有伤着。这位女士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知道我的体质──“钢筋铁骨”，我也最怕去医院，医生们那种见怪不怪的神情让我心寒，也许会刺激我的骨头开裂呢。我说我不要去医院，但是她要留下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她却拒绝给我她的姓名和号码，我只有把她的车牌号记下。

　　她把车开走了，因这起小车祸而堵塞的车流也开始松动。每个从我身旁开过的司机都用毫无表情或者鄙夷的眼神看我一眼。我还在吃力地活动着我的腿，好让我可以继续骑车。我当时觉得我象一条身上沾满污泥的可怜的野狗误入了繁忙的文明，而受到周围的嘲笑和冷落。

　　圣经上说神的爱是永恒的，我们先不要证明这否是真的，但是，这句话中的潜在意思可否理解为人间的爱不是永恒的？我在马路上的遭遇和小土豆在马路上奇遇就证明了人间的冷暖。经历了冷暖，才能成熟坚强。

　　小土豆不仅给我带来快乐，也给我带来尴尬。小土豆五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带他到一个公园去玩。我们在那里遇见一位同胞和她的女儿。这位女士长得十分明亮清秀，她的女儿叫思思，也五岁。思思见了小土豆非常兴奋，她要跟小土豆玩。她对小土豆说：“哎呀，你真好看。”小土豆和思思一起荡秋千，我很欣赏地看着这两个小孩在一起玩。小孩们多无忧无虑，天真纯洁啊。思思长得也美丽，两个小孩就象一对小瓷娃娃似的。旁边的英国人都微笑地看着他们俩在一起玩，有一位英国女士走到这位同胞女士身边说：“They are gorgeous, aren't they? Your son takes after you. What a handsome boy!”这位女士听了这话，开心地放声大笑，她说：“我要把小土豆带回家喽。”瞧瞧，咱长得不好，好容易有个亲生儿子，还成了别人的了。这位英国女士就不懂遗传，咱是俊美基因携带者。

　　很遗憾，我笨嘴拙舌的基因传给了小土豆。小土豆所在的小学校，每年年终都有学生演出，请家长去看。我上小学时，表演节目从来是老师选几个伶俐好看的小孩代表全班登台演出，没我什么事儿。小土豆的学校是全班同台演出。从演出中，我就能看到小土豆在班里的“政绩”。

　　一年级的节目是唱儿歌，唱歌间隙中，会有一名小学生拿个字母，然后喊出一英文单词，比如A: A apple。人人都说了一个英文单词，到了小土豆，他举起“Ｏ”，说：“One”。等半天，我就等他说了个“一”。我心说，他若说seven，我也好受些，两个音节呢。小土豆事后告诉我：“我应该说Ox，我一慌，说成One了。”

　　二年级的表演是讲故事，每个同学说故事里的一句话。我心想这回小土豆可能会说最短的一句话，那也比数字强啊。轮到小土豆了，谁知他只说了一个电话号码！把我噎的，半天不知道什么感觉，我宽慰我自己：这倒是比“一”有进步。

　　三年级的表演就复杂些，有的同学唱歌，有的同学念台词，有的虽然没有台词，但有动作表演。节目是关于热带雨林的。别的同学都是带个兔帽子表示兔子，拖个猴尾巴表示猴子，小脸儿还都露出来的，单单小土豆带了个狮子面具。这场表演，我听不到小土豆的声音，也看不到他的脸。

　　四年级的表演是个歌剧，有唱的，表演的，还有乐队呢。小土豆被安排在乐队弹风琴。风琴被摆在乐队的最后一排。音乐一起来，吹拉弹唱一齐嘹亮，甚是壮观，我根本听不到风琴的声音，也看不到小土豆。这回，我不仅听不到小土豆的声音，而且没有见到他的身影。演出后，小土豆告诉我，他发现他弹不弹风琴，别人根本不知道。观察多敏锐啊！

　　现在他上五年级了，我都不敢往下想五年级的年终演出将会发生什么。

　　小土豆出息过一回。布莱尔首相来本地时，他被选出来给布莱尔送花，然后，拉着布莱尔的手一起前行。第二天，大幅照片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此照片显示了布莱尔热爱人民，爱护儿童，更深远的意义是爱护国际儿童。那不是个中国小孩吗？小土豆回家后说：“布莱尔一口黄牙。”英国人有时也看花眼啊，这么大的殊荣不感恩，却散布流言蜚语。我怒斥他，他坐在楼梯上，低头思过，很惭愧。

　　他更小的时候也粗鲁过一次。

　　那时小土豆四岁，以他的高度来讲，他平视时正好看到大人的腰部以下。有一次，我领他走在街上，他突然小声说：“大屁股。”他一说，我也注意到了，确实有一个胖女人走在我们前面，也就是半米距离，小土豆的脸几乎快碰到她的臀部，他没法不注意到他眼前的东西。我留心到小土豆在说中文，他一定知道这样说不好，才用一种周围行人听不懂的语言。其实，女人大臀和男人宽肩都是优点，从这层意思来讲，小土豆也不太粗俗。

　　小土豆不仅安静，也心胸宽广。还是四岁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友人的家吃烧烤。大人们在花园吃，小孩们一会儿就吃饱了，上楼玩去了。我心里惦记着小土豆，上楼去看看孩子们在怎样玩。我发现小土豆站在厕所门外，厕所的门紧关着。他见了我，眨了眨眼睛，很委屈的样子。我问怎么了？他说：“姐姐们不让我进。”我一听“们”字，心想：小女孩们真铁啊，上厕所都分不开。我四下看看，楼上静悄悄的，除了小土豆在厕所门外，其他小孩都在厕所里呢。

　　我正想着呢，五个小姑娘鱼贯而出，个个脖梗直挺，优雅高贵，跟小公主似的。她们也就是六岁到八岁不等。她们路过小土豆，都不看他一眼。女孩儿们走进一个房间，席地而坐成一圈，开始叽叽喳喳。小土豆默默地跟在后面，静静坐在了圈外，手托下巴，听小公主们聊天。阴盛阳衰已露端倪啦。

　　我真目不忍赌这场景，想起我小时候被冷落的情景。感叹人生周而复始地在重复。一位女孩的妈妈也来了，她大声斥责女孩儿们：“你们怎么这样！就一个小弟弟，你们还不理他。”这位妈妈还跟我解释，因为她女儿新买了一件内衣拿来炫耀，所以，小姑娘们进厕所轮流试穿。

　　我们开车回家时，我问小土豆：“今天好玩吗？”他说好玩。我说：“姐姐们不理你，有什么好玩的呢？”他说：“嗨！女孩都是这样的，你别往心里去。”我听了后，鼻子一酸，想到了“忍辱”“悲壮”“气概”“博爱”“英雄”等等类似的词汇。现在小土豆十岁了，更绅士，对小姑娘们的挑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爸爸说他生命中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个孙子小土豆。我以为爸爸老糊涂了，我提醒他：“最好的礼物应该是土干吧？”爸爸非常明确的说：“轮到土思，也轮不到土干啊。我人生最好的礼物是小土豆。”既然小土豆是爸爸最心爱的，我就让他们爷俩多多沟通。让老土好好地给小土灌输健康向上的人生观。我也鼓励小土多给老土讲讲西方文明。下面是经典越洋电话录实：

　　（电话拨通后）

老土：喂。（非常大声地）

土豆：爷爷好！（稚嫩、嘹亮地）

老土：哎──（非常悠扬地）。小土豆，你好吗？

土豆：我好！奶奶呢？（自信地）

老土：奶奶，快去听另一个电话，是小土豆。（急切地）

冬竹：喂，小土豆啊，奶奶想你啊。（慈爱地）

土豆：我也想奶奶（果断地）。爷爷奶奶，你们刚才在干什么呢？

老土：我们在看电视。你这几天在干什么呢？

土豆：我在读Horrible History，你知道吗？有个国王叫Edward the Second，人不喜欢他，就用一个hot poker弄他的屁股，几天他就死了。我还在玩一个computer game，有一个人叫Saladin，他对他的prisoners好，他打完许多仗以后，他就喜欢blood和dead bodies了，他就杀死他的prisoners，就叫Jahad……

老土：这孙子说什么呢？

冬竹：老头子，别打岔！

老土：小老太，你别管我！我想听明白。

冬竹：老头子，别插话。就当是听音乐吧。

　　我想，妈妈当初读爸爸的诗句时，是不是也是这种态度呢？

─全文完─

　　（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土城之歌 (6)

土干

校庆风波

　　在我和土思读大学的时候，正赶上云南大学６０周年校庆。爸爸想回他的母校看看，妈妈坚持要跟着去。我现在有点记忆，好象爸爸很少单独旅行，不是和同事们一起出差，就是和妈妈结伴去探亲。妈妈每次外出都要带上血压计和听诊器，还有救心丸等其它药品，给我的印象是爸爸的身体很令人担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妈妈的职业病。

　　我怀念云南的美丽，真想再回云南，但是我在读大学，不能请假。爸爸妈妈参加完了云南大学校庆，回到北京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要看他们的旅游照片。照片终于冲洗出来了，我看到了爸爸和他的校友们的合影。我那时年轻，见到照片上一群五十多岁的“老头”“老奶”们很有些想法，只是一时说不清。爸爸感慨地说：“当年，我们都是多么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现在却都变成老糟糠了。”爸爸还给我指了照片中的一个小老头儿，说：“他当年特别英俊，让多少女生为他倾倒。”我看着照片上的人，无论如何也跟英俊对不上号。

　　妈妈突然发现校友的每张合影里，爸爸身边总是站着同一位女性。那女人在众多的糟老头们中显得很有气质。土思开玩笑地说：“爸爸老来还有魅力。”妈妈不依不饶地说：“这里面有文章，你老实交代。”爸爸说：“你天天跟我在一起，有什么文章？”妈妈蛮有把握地说：“你们过去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很熟？”爸爸不说话，蔫坏地笑，我和土思也跟着妈妈逼迫爸爸，于是，爸爸说了如下的故事：

　　爸爸当年离开游击队，回家准备高考的时候，和一群哥儿们一起复习功课。还有一位姑娘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叫小琴。其他哥们都想读理工，爸爸想读农艺，小琴也想读农艺。以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爸爸在和小琴谈恋爱。最后发展到了爸爸也接受了这一事实，爸爸还把小琴带回家见我的爷爷奶奶。

　　有一次，小琴不舒服。爸爸说：“我家都是医生，你到我爹的中药行诊诊脉，怎么样？”小琴欣然答应了。既然是儿子的女友，当然由土家中药行中至高的权威我爷爷来给小琴号脉。我爷爷为小琴诊脉后，告诉她：“你只是偶感风寒。”然后，给她开了药方，抓了药。”爸爸送小琴回家了。

　　等爸爸回家时，他前脚刚踏进门，我爷爷一巴掌扇在爸爸的脸上，把爸爸打了个晕头转向。爸爸捂着脸问爷爷：“爹，你为什么打我？”我爷爷说：“小琴怀孕了！你干的好事！”小琴确实是偶感风寒，但我爷爷为她号脉时，也号出了她的胎气。

　　爸爸特别懵，知道了小琴的不忠诚。几天后，爸爸又去见小琴，告诉她，她身怀有孕。小琴脸红了。爸爸离开了小琴。

　　等爸爸再次见到小琴时，是三十多年后在云南大学的校庆中。小琴非常安静，妈妈都没有注意到她。小琴再见到爸爸时，她已经是昆明植物园的高级农艺师了。显然，她当年报考了农艺系，而爸爸当年临时改主意，报考了机械系。

　　这都是从前的事，谁也不能抹杀。再说，妈妈陪同爸爸去的云南，知道他的行踪。可以说爸爸无可挑剔。但是，妈妈心里不舒服。爸爸说：“小琴在云南，我能和她怎么样？你就放心吧。”妈妈说：“那倒也是。”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系统。要是现在，别说北京和云南，就是隔着大西洋，都可以在网上聊天室搞婚外恋。天涯若比邻！

　　爸爸在校庆中见到了他的初恋情人小琴。小琴告诉爸爸，她后来跟那个使她怀孕的人结婚了，生下了那个孩子。她的丈夫曾在国民党政府中当过职员，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她压力大，和丈夫离婚了。当她再次见到爸爸时，她的第二个丈夫已经病逝。她有三个孩子，有的工作了，有的在读大学。小琴还向爸爸要了他在北京的通信地址。

　　半年以后，小琴给爸爸来信了，说她到北京开会，也想借此机会见爸爸。妈妈非常不高兴，我却觉得这比看照片刺激。爸爸对妈妈说：“如果你同意，我就请她到家里来，我要是和她有秘密，我还能告诉你这件事吗？”妈妈说：“来就来吧。”小琴来北京的日子，正好是大学暑假，我和土思都在家。

　　小琴终于来了。我眼前出现了真正的“第二次握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一本流行书《第二次握手》，讲一女子年轻时告别男友，出洋留学，年老了才与男友再次相逢，第二次握手。爸爸和小琴第二次握手啦！小琴的眼神很让我震撼。因为我看得出那里依旧透着她对爸爸的一往情深。

　　土思尤其欣赏小琴的气质。小琴安静文雅，腿修长笔直，一双大眼睛藏不住任何思念。若将小琴还原三十年，她一定是个美人儿。

　　土思见了小琴以后，小声对我开玩笑地说：“如果小琴和爸爸结婚的话，我就会更好看。”我说：“如果那样就没有你我了。”土思突然说：“那多可怕。”我说：“这个世界有我没我，我都没有意见。”土思打我，她说跟我说话特别没劲。

　　妈妈老是盯着小琴，以至于小琴不敢向爸爸送深情。奇怪的是我和土思非常理解小琴，我们对妈妈说：“爸爸一辈子都属于你，爸爸一天都不属于小琴，就给小琴一个叙旧的空间吧。”晚上，妈妈同意爸爸周末带小琴游览北京。

　　爸爸和小琴在北京游玩了两天，他们去了哪里是个迷。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去了花市。小琴为爸爸买了一个盆景。妈妈说：“我同意你们一起去玩，这小琴还得寸进尺了，居然送盆景。”爸爸说：“你那么宽容，我很感激。就请你宽容到底。这么多年，小琴还记得我喜欢盆景，让我很感动。”小琴开完会，回云南了。

　　这个盆景是妈妈的眼中钉，肉中刺，爸爸却精心地护理着它。它没有活过一年就死了，象爸爸和小琴的情谊一样没有希望。妈妈轻声地说：“是天意。”爸爸和小琴的事让妈妈不痛快，但是她始终没有和爸爸争吵过，也没有就此事和爸爸调侃过，这一点，她很有智慧。

　　我相信爸爸不仅能做妈妈的好丈夫，也能做小琴的好丈夫。过去女人因为失身而失去幸福，现代女人如何献身也不能担保幸福。如今的社会，男人不尊重女人，女人不信任男人。

　　小琴离开北京后，我有一次和爸爸去散步，我问爸爸对小琴的态度，爸爸说：“我和小琴很谈得来。可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妈妈也不错，她的心真好，一心一意地关心我。”爸爸笑了一下，接着说：“有时，你妈妈对我的关心，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以为这是多数妻子们的通病。

　　我觉得爸爸很明智，他对家人很宽容。他记着妈妈一直在为他辛苦操劳着。他不是被社会道德约束而与妈妈一同生活下去，他从良知的角度去对待妈妈。我也有些朦胧的感觉，一个善良的人应该是从对妻子或丈夫的善良做起，尤其是对方的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时候。　

爱情如诗

　　我初恋时就意识到基因遗传的厉害了，我为我初恋的情人写了不少缠绵的诗句。我突然想到了那张便条。我问爸爸：“你和妈妈当年的来往信件呢？”爸爸叹了口气说：“文革时，都被你妈妈一把火给烧了。”妈妈为她自己辩护道：“不烧行吗，翻出来，又是一条罪状。”爸爸还在叹气，说：“秀才遇到兵啊！”妈妈生气地说：“你是秀才，我是兵。”爸爸无不遗憾：“那些是我用心写出的东西。现在，不知为什么写不出来了。”妈妈这时也遗憾起来：“真是很好的文笔，可惜了。”

　　我心里十分遗憾，我还想比较一下谁的文笔好呢。既然信件烧毁了，我们不能比诗歌的文笔，那就比诗歌的效果吧。爸爸的诗歌把妈妈骗出了京城，骗到了边区，骗得她在北国跟着他兜圈圈，最后转到了北京，安家落户，画上了一个美丽的句号。我的诗歌呢？我所爱的人揣起了我的诗稿，不言而去，以我的痛苦失恋而告终，画了一个悲哀的大叹号！和爸爸比，我差远去了。

　　我又想，要是妈妈不烧掉那些诗文，现在中国市场不仅能看到《白郎宁夫人十四行诗》也一定还有《老土十五行乡土爱情诗》。爸爸的诗歌为什么没有幸存呢？鬼使神差有道理，要是传下来，让现在的俊男们争相抄录，结果是许多的俊男们骗得许多的靓女们在全中国绕圈圈，中国还不乱了套了？

　　我还想，妈妈真是世界上最糊涂的人。伟人的金句没有记住，爱人的诗句没有留住。中国文人的最高境界是难得糊涂，这最高境界在我家呢。

　　土思继承了妈妈的性感优雅，也继承了妈妈的整洁。她总是把清理鼻涕的纸巾整齐地放在桌子上。我已经养成习惯不去动她桌上的任何纸张。土思现在在国外工作，公司只有她一个中国人。每次，洋同事来她的办公室谈工作时，土思总是先慌张地把一些叠好的纸扔到垃圾桶里。

　　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爱情。在英国，孩子们十岁就交男女朋友了，因此，政府在讨论是否给九岁以上的学生提供免费避孕套，防止少女怀孕。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刚结束时，禁锢的惯性还在，但是，人们总是能想方设法地表达自己的爱情。我和土思上中学时，有一位同校的男生就曾经主动地帮助土思补过自行车内胎。我能看出他的心甘情愿，我也知道是他偷偷地把土思的车胎扎了眼，因为，别人看见了，告诉了我。我对土思说：“以后，我的车胎漏气，请你让他来补。”土思说：“补几回，我将来还不得不跟他了。”瞧，那时女孩多有良心。

　　我上中学时默默无闻，有一次，一位同学开我的玩笑，他问：“咱学校的土思和你是一家吗？”我说：“有几个人姓土啊？当然是了。”这位同学眼睛睁得特大，里面的信息一览无余──那你咋长成这样呢？他自此以后突然和我接近起来，我心里明白，我成了“朝鲜”──美帝觊觎中国的跳板。他后来果真跳到土思那里去了，没有成功。妈妈看得严，不允许我们“风流”。我绝对风流不起来，妈妈集中力量监视土思。

　　有一天晚上，有人敲门，我开的门。来者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流氓”程学军。说他流氓，是因为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和他谈话时，他一时冲动地抱住了她，女老师吓得尖叫，他因此受到记过处分。即便如此，他还是风流倜傥，他极其英俊潇洒，他的存在让不少女生情窦初开。他进门后说：“我路过这，来你家看看。”我请他进来，我们一起坐下看电视。还没有一分钟，我们的邻居刘叔叔也敲门了，他进门后说：“今晚电视节目好看，可是，偏偏我家的电视坏了，能来你家看电视吗？”当然可以了。我们又都坐下继续看电视。程学军不时地跟土思说上几句话。

　　二十分钟后，程学军说他该走了，土思送他到门口。程学军刚走，刘叔叔也说要走。我说：“你把节目看完再走吧。”他说：“我一直在暗中盯着楼下，有四个小流氓在那里转来转去，很可疑。其中一位进了楼道，敲你家门，我怕你们的爸爸妈妈不在家，就跟进来保护。你们的爸爸妈妈还真不在家，我就坐下看电视了。”多好的工人同志啊！

　　我赶紧到阳台，在黑暗中观查楼下，真有四个年轻的黑影逐渐远去。那是个冬天的晚上，程学军不定运足了多少勇气，才上楼的。在后来的二十分钟内，他的哥们又这么义气地在寒冷的夜晚等着他，着实让我感动。他们一定在楼下仰望着我家的灯光，就象当年红军战士仰望着八角楼的灯光一样。现在想想，他们也不是什么流氓，只不过是豆蔻年华被束缚在那个压抑的年代。我目睹了这帮俊男倩女们过早地趟进爱的苦海，然后陷在情的涡流里。

返老还童

　　爸爸妈妈现在都年过古稀了，在古老的京城安度晚年。前年，我把他们接到英国，想为他们办定居，爸爸坚决不同意。这是他们第三次出国探亲了。爸爸妈妈刚到英国就交给我两千英镑现金，他们说现在出国探亲的外汇兑换指标提高了，所以，他们才能把欠我的结婚储备交到我手里。我好象明白这是他们来英国的真正目的。爸爸妈妈生我养我一场，好象倒欠我的债。

　　我十一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为我结婚做储备，我初恋的失败让我迟迟不敢再入情感的世界，我当时觉得我不如粪土，人情比纸薄。我是在英国与我的爱人相识相爱而走到一起的。爸爸妈妈那时想给我钱，也给不出了，因为没有外汇兑换指标。

　　爸爸妈妈在商海大潮到来之前就退休了，这些钱是他们从他们的退休金里省下的，是干净钱。老人身带这么多现金旅游也是不安全的，我在国外多年，尤其有这种概念。我不能让他们把这些钱带回去，万一丢了，妈妈非得心脏病不可。我拿着现金去银行，在我的名下为爸爸妈妈开了个账号，把这些钱存进去。我和我爱人都不同意花这些辛苦钱。英国银行职员一边为我办理开帐手续，一边“教训”我，下次要用旅行支票，说带这么多现金，简直是疯了。

　　人老了，就必然返老还童。不是童颜，是童心。小孩子为一张纸叠的小人儿都会打架。爸爸妈妈现在就是这种程度了，他们为半张纸都会闹别扭。妈妈比爸爸犯急的次数多一些，我有一次责怪妈妈，要她控制住她的脾气。我还没说完呢，爸爸抢白我，他说：“你胡说！你妈妈怎么错了，她为我好。我下辈子还要和你妈妈结婚！”

　　以后，爸爸妈妈再拌嘴的时候，我就在一边看他们“演戏”。他们看我这么欣赏他们争吵，就象大艺术家一样，拿起了派，收场了。想免费看演出吗？也不看看是什么级别的演员！

　　福祸与共五十载，
　　相亲相斥鬓发白，
　　西行倦倦一夫妻，
　　趣事桩桩两顽孩。

　　说到趣事，又想起一件。爸爸妈妈第一次来英国的时候很不适应，觉得英国太静，没有什么好玩的。爸爸问：“英国退休老人怎么生活。”我说：“有一些早茶俱乐部，老人们在一起喝咖啡聊天。”

　　俱乐部设在一个教会里，该教会出让房间，每天都有不同的俱乐部活动，比如，母子俱乐部，儿童俱乐部，少年俱乐部，早茶俱乐部，国际俱乐部。国际俱乐部是为吸引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而建立的，尤其在大学城很受欢迎，和中国的国际俱乐部不一样。还有日本俱乐部呢。我去过国际俱乐部，因此认识教会的一些人。

　　我说我请一天假，带爸爸妈妈去一回这种早茶俱乐部，妈妈吓得发抖，说她不懂英文，不要去。爸爸好奇，他对妈妈说：“咱们去，你只跟我说话就可以了。”

　　我带他们来到了俱乐部。早茶俱乐部的负责人威廉对我们格外欢迎关照，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是新客人。威廉主动地坐在了爸爸的身边，这让妈妈很不舒服。我觉得妈妈如坐针毡。我当然是全力以赴地帮助妈妈放松。爸爸则在用语言和动作与威廉沟通。

　　俱乐部的摆设是将桌椅放在一间大房间的两侧，中间有一条三米宽的走道。房间尽头放一个音响，传出柔和的背景音乐。

　　妈妈听不懂英文，所以对其它声音格外敏感，她听到了音乐，对爸爸说：“这支曲子象舞曲。”威廉看着妈妈对爸爸说话，因此，爸爸又转回身对威廉说：“This is a dancing music.”威廉说：“Yes, it is. You can dance if you like.”爸爸抿嘴笑，不做答。威廉耸耸肩，摊开手臂说：“Why not? Let's dance.”我觉得威廉挺幽默，我正要把威廉的话翻译给妈妈，妈妈已经站起来了。我以为妈妈要上厕所，可是，妈妈却拉住了爸爸的手，她说：“来，咱们跳舞。”我要阻拦妈妈，我又一想，妈妈是爸爸的管辖范围，爸爸自会阻止她的。谁知爸爸也站起来了，跟着妈妈来到三米宽的走道中间，他俩真的跟着音乐走起舞步来了。

　　我差一点要钻到桌子底下去，喝咖啡的老绅士们，洋大娘们都看着爸爸妈妈跳舞，脸上露出笑容。几个老绅士被爸爸妈妈的行动感染了，也站起来，拉着自己的老伴儿进入了“舞池”。我一看有“陪练”了，放心了。

　　我仔细观察爸爸妈妈跳舞，他们你进我退，脚步穿插娴熟。音乐是一支近似快四步曲子。英国老夫妻们只是搂在一起，随音乐“散步”，一边跳一边斜眼看爸爸妈妈的脚步。几分钟后，除了几个需要用拐棍走路的，都进舞池啦。“舞厅”突然有些水泄不通了。大家还是小心的不碰别的舞伴们，但是自觉地给爸爸妈妈留出了多一些的空间。

　　爸爸看到这么多人都来跳舞了，格外开心，他又看到他和妈妈的周围还有空间，于是嘴里喊道：“咱们来转的，怎么样？”妈妈刚点头，爸爸就开始了高难动作，他把妈妈抡来抡去。妈妈在他的手臂下面钻来钻去，在他的身前身后穿来穿去，不时地还有快速旋转的动作。妈妈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是身条曲线尚存，腰肢功力还在。这两下子让在坐看舞的人直鼓掌。

　　咱中国不仅能让中国人自己富起来乐起来，也能让世界歌舞升平。

　　一曲下来，一位洋大娘气喘吁吁的从“舞池”出来，对我说：“It's a great feeling. I have never danced before. Your mum and dad are good dancers.”我点头称谢。

　　妈妈爸爸也回到了我的身边。我说：“妈妈，你真有语言天赋，居然能感觉出跳舞的句子。”妈妈说：“我知道dance这个词。”我特别吃惊，我问：“妈妈还知道哪些英文单词？”妈妈认真想了想，说：“我还知道good, love, dream, happy还有ethanol。”难怪！妈妈是护校毕业的，学过一点英语。我发觉“好”“爱”“梦”“幸福”“酒精”这几个词汇都让人感觉飘然欲仙。

　　威廉来了情绪，还没有等老头老奶们歇过劲儿，他又放了第二支曲子。爸爸突然说：“土干，上。活跃点。”妈妈马上坚决地执行了爸爸的命令，把我拉进舞池。我不会跳舞。妈妈非常有经验地引领我的舞步。我刚找到感觉，妈妈就开始抡我了，我转了两圈后就找不到北了。妈妈又从容地把我拉近她的身边，帮助我找回了拍节。

　　不用说，我们过了一个意外的，令人兴奋的上午。威廉还问爸爸妈妈下次来不来？我问爸爸妈妈，他们跳舞的技能是不是每天溜早时练出来的。爸爸说他们早上不跳舞，跳舞是他们五十年代打下的基础。我后来在网上学习补课，才知道跳舞是延安作风之一。

　　好多年过去了，我有一天在街上遇见一位老绅士，他向我打招呼，我心里搜索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老人善解人意，他说：“你爸爸妈妈好吗？八年前，我在早茶俱乐部见过你。你们舞跳得真好。”我想这位老绅士大概年近八十，他可能都记不起昨天他吃的早餐是什么，可是，他却记住了八年前爸爸妈妈跳舞。

土城之歌　（５）

土干

父母孩儿

　　回到北京，爸爸继续写检查，只是不用挨批判了。自此以后，他每天按时上下班，我家平安无事。我总想知道什么叫做上班，我想跟大人去上班。妈妈在医院工作，自然不能带我去上班，爸爸说他可以带我去上班。

　　放暑假时，我跟着爸爸去上班。我们住在京郊山区，爸爸工作的地方离家需要步行四十分钟，是个小丘陵地带，厂房车间散布在山岭上或山谷里。爸爸来到一个大厂房，这里有些生了锈的机器。我和爸爸站在高大的厂房内，显得特别渺小和冷清。爸爸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拿出书来读，那本书是《李自成》。过一段时间，爸爸又读《中国通史》，然后再读《毛泽东选集》。我在旁边做家庭作业。中午，我们吃从家中带来的冷馒头，喝一点从家中带来的凉开水。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爸爸说：“下班了，我们回家吧。”

　　这就是爸爸的工作。一天下来，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要不是我和他在一起，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几年后才知道，他那时还在写检讨，被安排看管废旧厂房。

　　爸爸问我上班好玩吗？我说好玩，我还想去。爸爸以后又带我去了好多次。可能是爸爸怕我寂寞，于是带我去厂房周围的山里散步。我现在回想那时山里的景色真是很迷人，夏季里野草丛生，百花争艳，还有五彩缤纷的大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爸爸说他常常自己在山里散步。我们一起摘山上各种颜色的野菊花，野玫瑰，它们好看极了。我们还摘了很多酸枣，我一边摘一边吃。

　　下班时，我们把采摘下的野花放在装有水的瓶子里，带回了家，也把酸枣带回家给妈妈和姐姐土思吃。我把我们摘的鲜花摆在妈妈喜欢的塑料花旁边，我发现鲜花比塑料花美多了。我突然意识到妈妈是假的小资，我是真的小资。　

　　爸爸是没有被改造好的小资。自从我跟他去上班，他竟然带我去离厂房更远的地方，早就不属于工作地界了。爸爸带我去有水的地方，我们脱了鞋袜下河捞鱼虫和泥鳅，鱼虫有颗粒状的，有线状的。爸爸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呢？我猜他自己常去那里。

　　妈妈鼓励我和土思陪爸爸去这些野地方，土思根本不感兴趣，她躲在家里看“毒草”，因此，她比我博学。我现在偶尔上网补习“毒草”，学点文学历史，土思常常在越洋电话中耐心解答我的各种问题，我通过各种渠道“吸毒”。

　　我们把鱼虫带回家喂爸爸养的热带鱼和金鱼。妈妈把泥鳅煮熟了给我们吃。泥鳅活着的时候很滑溜，不好抓，死了也不改本色。我刚把泥鳅肉送进我的嘴里，它就滑进了我的胃里，我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我顿时全身痉挛，面部抽搐。妈妈和土思见了我的样子，笑做一团，爸爸也笑得喘不过气。他终于压住了笑，说：“一条泥鳅怎么把你弄成那个样子。”我不敢再吃第二口，爸爸、妈妈和土思却照吃不误。人和人真是不一样。

　　我以后只抓泥鳅，不吃它们。后来，听到一首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我就想起抓泥鳅的日子。其实，歌词唱的是母亲伟大的奉献精神。

初入社会

　　我小的时候非常恐惧长大，我觉得大人的世界太复杂。那时买油要油票，买米要米票，买布要布票。这还不算，还有购货本，里面是各项限量购买指标。我跟妈妈去买一次东西，看着她从兜里拿出一大堆票证，我的头就非常晕旋。蔬菜不要蔬菜票，但是，菜市场很少有蔬菜。每次新鲜蔬菜一来，买菜的人群一拥而上，等人群散去，只剩下干枯萎蔫的极次品了。

　　我一年一年的大起来。因为有姐姐土思的保护，我十一岁才开始采购。就是这样，我还哭了两鼻子。

　　我去买菜。

　　我站在排得整齐的队列的前端，等待着蔬菜上市。菜久久不来，人越积越多，我非常焦虑。菜终于来了，后面的人群突然向前拥来，我被挤到了一边。我奋力往回挤，无济于事。一个人的肩膀撞击了我的鼻梁，我无情地被挤出了人群，我的衣服被挤破了。

　　人们还在挤，我为自己的无能羞愧，眼泪流了出来，我赶紧跑回了家。妈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我笨，我什么也没有买回来。妈妈搂住我，安慰我说：“买不着，咱们不吃菜就是了，哭什么呀。”爸爸突然象电影里的英雄人物一样，坚定地说：“我去买。”说完，他甩开大步向菜市场走去。我眼泪还没有干，一路小跑跟在爸爸身后。菜市场内人群还在拥挤骚动。买菜的人多是妇女和孩子，要是爸爸挤在中间也够可笑的。我不敢走近，躲在远处观望。

　　爸爸在人群的外围走了两个来回，没有去挤，他在垫脚往人群中观望。突然，他把钱和菜兜挟在他的食指和中指之间，把手臂从人们的头上递了进去，就好象钱是钓饵，他的手臂是鱼杆，他一甩长杆，钓饵飞过人群，落入售货员手中。爸爸缩回手，钱和菜兜都没有了，爸爸回头寻找我，看到在远处观望的我以后，还给了我一个微笑，非常得意的笑。过一会儿，爸爸的长臂又飞过攒动的人群，从容地拎出了一兜豆角西红柿和紫茄子。我看见人群没有抱怨爸爸，因为他没有去挤谁。他人高手长，也许他还给了售货员一个友好的微笑都难说，他有点儿人不知鬼不觉地买到了蔬菜。

　　爸爸象英雄一样地凯旋而归了，我也没有打败仗的感觉。爸爸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妈妈不失时机的夸爸爸能干。爸爸说：“今天，我又找回我的感觉了，我不是废物，我还是有点用的。”妈妈说：“有点用？你有大用！”爸爸安慰我，他开玩笑地说：“等你有了自己的家的时候，我还帮你去买菜。”

　　我去买肉。

　　买肉要购货本，所以，不象买菜那样拥挤。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我不怕排队。肉也分好坏，排到你买的时候，轮到瘦肉就只能买瘦肉，轮到肥肉就只能买肥肉，没有选择的余地，走后门是另一回事。有一次，售货员拿出一块臭肉，臭味在五米以外就能闻到。没有人愿意买这样的臭肉。售货员说：“如果这块肉卖不掉，谁也别想买下一块肉。”

　　排队的人们默不作声，售货员毫无表情地靠在切肉的台子旁边等待，僵持了很久，售货员终于说：“你们过来吧。”我这才注意到，菜场卖肉部的角落里站着几个穿黑色棉衣的农民，他们走上前，把手中五元或两元的钞票递给了售货员，一会儿，这块臭肉就被这几位农民兄弟们买走了。市民有购货证，农民没有，所以，他们只能买没有人要的臭肉。

　　我低下了头，又不安地抬起头看了一眼我周围的正在排队的人们，多数人都很不自在，少数人看上去松了一口气，那表情好象是说：臭肉终于被处理了。

　　我非常难过，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是工农兵领导一切，人人平等。可是，我现在看到什么了？我那时候已经知道种地养猪是农民的事，也知道毛主席是农民的儿子，他为什么不先给农民发购货证呢？为什么养猪的人吃不到新鲜猪肉？

　　我离开了菜市场。那天，我没有买肉。我顺着一条人少的路走回家，我怕人看见我哭了。我刚涉及成人的世界，就看到了这些。我在河南也见过要饭的孩子们。可是，在河南，大家都穷，我没有觉得怎样。回北京后，我家所居住的地区是相对富裕整洁的，周围农村的农民偶尔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小区，他们的衣衫显得特别褴褛。他们是来捡烂菜叶、西瓜皮的。我不知道他们捡这些是回去喂猪，还是他们自己吃。今天，我又见到他们买臭猪肉。

　　这件事使我落下了“后遗症”。我现在去餐馆吃饭时，我一般只吃素食，这样我不会吃得太饱。等我的爱人和孩子吃不完他们的盘中餐时，我会把他们剩下的都吃了。我的儿子说我的胃是“垃圾桶”，我爱人开始还劝我，如今已经习以为常了。到现在，我还是不忍心看西方电视节目中，主持人用蛋糕往人的脸上砸的场面。蛋糕是很好的食物啊。

　　我想体验一下“农民的日子”，我也捡了一次烂菜叶拿回家。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挑出可以吃的部份，剁成菜馅，包成了饺子。妈妈奇怪地看着我，又对爸爸说：“这顿饭基本不花钱。我们的土干很会过日子。”爸爸说：“我们也不用为土干存太多的钱结婚。”我那时只有十一岁，爸爸妈妈就想着我结婚的事了。

　　爸爸妈妈上班时不开心，但是，我和土思的每一小步成长都让他们高兴。周末无疑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那时没有洗衣机，星期日是爸爸妈妈洗衣服的日子。我家有个船形的大澡盆，爸爸妈妈把澡盆灌满水，把衣服泡在里面，他们一人一个洗衣板，坐在澡盆的两端，用力地搓洗衣服。澡盆就是他们的爱河，他们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洗完衣服，要把衣服的水拧掉，才能晾晒。爸爸的外衣和床单被罩需要两个人来拧。爸爸妈妈站在澡盆的两端，每人拿着衣物的一端，向着相反的方向使劲拧，水落进了澡盆。爸爸劲大，妈妈劲小，爸爸会故意把妈妈拧得东倒西歪，妈妈会愉快地笑起来，爸爸也露出蔫坏的笑。我现在想起他们当年拧衣服的情景，总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拧掉了生活的不幸，拧紧了俩人的相依。

翻身以后

　　我家的宁静生活持续了好几年以后，突然地被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冲走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街上是热烈的，喜气洋洋的游行队伍，商店里是排着长龙等着买螃蟹的人群，大家都要买四只，三公一母。

　　组织上终于又查出爸爸参加的那个土匪窝实际上是共产党游击队。爸爸从老土匪又变回老革命了，他恢复了工作，当上了总工程师，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家从门可罗雀无人问津突然变成了门庭若市。这种热闹一直持续到爸爸光荣离休的那一天。

　　爸爸是副所长──土副所长，所长姓杨。“土洋”二位所长共同管理着这个有一千五百员工的高级国防科技研究所，当然还有党委书记，副书记领导方向，正书记姓付，副书记姓郑。员工们为这个技术尖端，而概念混乱的研究所的领导们编了顺口溜：

　　老土会看洋图纸，
　　老洋（杨）不识土公式，
　　正（郑）副书记不是正，
　　副（付）正书记最高职。

　　杨所长是老八路出身，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除了文化低，人还是满好的。老杨有一次问老土：“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计算长方形面积要一个长乘以一个宽呢？另外两个边干什么去了？”杨所长离休时，把我爸爸扶正，升为正所长，不管爸爸如何“正”，他逃不出“土所长”。

　　文革结束后，我家每天客人络绎不绝，连吃饭都不得清静。逢年过节更是踩破门槛。有一次春节，一群人到我家来给领导拜年。这些人中有工程师，也有车间工人，食堂的师傅，幼儿园的阿姨。那是科学的春天，大家谈起了四人邦和林彪的时代，其中一位阿姨这样说：“我们知识分子会思考，知道当时的宣传是假的，国外根本就不是水深火热。所以，当年的宣传只能迷惑你们工人。”几个工人咂咂嘴，佩服广大知识分子的博学和独立思考，自愧不如。

　　这位阿姨说得也许是事实。但是，文革刚结束，她就翘起如此高的“尾巴”，如果有第二次文革，工人们拿她泄私愤，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了。知识和智慧从来都是两回事。

　　爸爸所在的研究所有实验室和试验车间。他在家里提到过一名叫小李的工人，说小李是第三车间的老大难，光吃饭，不干活。我后来也认识小李了。小李悄悄对我说，现在工人不吃香了，当工人很烦，天天在机器旁无聊极了。小李还告诉我一件事儿，他说：“我就是懒，车间主任也拿我没有办法，谁也不敢不给我发工资。可是，主任终于把我告到你爸那里去了。你爸爸来了，我看他能把我怎样？谁知你爸说，小李，你累不累？干活要注意劳逸结合啊，该休息就休息，好不好。我一听，心里惭愧，赶紧干活吧，我都休一天了。”我听了直乐。这让我想到我的老师来我家告我的刁状后，爸爸也没有批评我，我知道爸爸宽容。爸爸说我是个好孩子，因为我不打人不骂人，也不耍心眼，唯一的缺点就是嘴笨。听了爸爸的话，我心里美极了。

　　等我长大成人以后，爸爸有一次提到：“你中学的班主任不好，她一直欺负你。”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我曾经是个坏孩子，现在想想，我真没有给人使过坏，顶多犯些小错，比如：上课打个盹，不小心放个屁什么的。我们的班长比我恶多了，他在放响屁之前会站起来，大喊：“听，十月革命的炮声！”就是这样，老师还是不停地夸他好。世道不公平啊！我比爸爸还迟钝。花多少年才想明白一件事，还是在爸爸的提示下。

　　我不知道爸爸的业绩，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贪官。有一次，有一个工人为了工作的事，到我家来，放下一瓶高级罐头就走了。我看爸爸的表情就象他刚刚偷了东西一样，他说：“送回去吧，以为我们瞧不起人家，不送回去吧，就是受贿。”想来想去，爸爸叫妈妈去商店买了相应的食品，送给那位工人。爸爸给工人“行贿”去了。我当时心里直着急，要是多几个人给爸爸行贿，我家将要花多少冤枉钱呀，用这些钱给我买一个照相机该多好啊。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这样的。有一次，都深夜两点了，有人敲我家的门，爸爸去开的门，妈妈也跟出去了。他们在门口嘟囔半天，才进屋睡觉，我也起床了，问是怎么回事。妈妈很恐怖的说：“是个流氓，强奸少女未遂，被判刑两年，现在刑满释放，研究所已经把他开除了。他现在把所有领导的家都闹遍了，突然想到了技术领导，所以，跑我们家来了。”妈妈看着土思，不安地说：“他现在找到这里，多让人担心啊。这种人谁会同情啊。”我问：“他现在走了吗？”爸爸说：“我答应帮他解决，让他先回去，他说他现在回家，明天夜里将继续来这里闹夜。”

　　第二天，妈妈眼圈都是黑的，肯定一夜没有睡好。妈妈是个有福之人，虽然这么有福气，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为一点小事夜不能寐。她焦急地催促爸爸把这事解决了。爸爸说：“我是管技术的，不过问人事部门的事。这应该是研究所党委的事，也推到我这里了。”妈妈说：“你快想办法，不要让这流氓再到这里来。”爸爸说：“流氓也是人，不能断了人家的活路。不管我有没有女儿，我都会帮他的，监狱他也坐了，还让他怎样？”爸爸一早就上班了，很晚才回家，他说他把上下左右级干部都说到了，希望所里接受这个人，也能体现党的宽大政策和温暖。两个星期以后，这个人恢复了工作。我那时觉得帮助“好人”是应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帮助“坏人”。出国后，才知道“好人”“罪人”都有人格，我们不能歧视任何人，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爸爸和多数中国男人一样，有点男尊女卑的观点，他的理由很充足。他恢复工作后，有时候会在家里抱怨研究所里的女同志们。他说：“研究所里，从女工人到女工程师都婆婆妈妈的，在一起就是议论孩子。有的议论她们的孩子夜里尿了多大的一泡尿，有的夸奖她们上小学的孩子学习成绩第一；孩子再大一点，她们就眩耀孩子考上大学；然后是有多少人在追求她们的孩子。很讨厌。”

　　爸爸现在离休了，很传统，只看报，不上网，他看不见如今女人的本事。现代女人更上一层楼，才华横溢，无所不能。女人能把一泡屎尿洋洋洒洒地写出一片情来，发到网上，激起全球母亲的心潮澎湃，强烈共鸣。男人就差远了，只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能诌出一番深刻来，写点什么战争历史，民主运动之类的东西。上帝当初造男人女人时，可能也是考虑到应该有不同的性格和爱好，从不同的角度来透视社会和自然。

　　爸爸离休前禁止妈妈在外人面前夸我们，妈妈对爸爸到了近乎“愚忠”的程度，她对爸爸指出的路线方针执行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土思的娇好在那里摆着，妈妈只有拿我家的“遗憾”──土干来谦虚，妈妈总是这样对外人介绍我：“这是我家老二，又傻又难看。”这样介绍也好，我从来没有心里压力。谁知，该考大学时，妈妈跟我犯急，非让我考上大学不可。做人难啊！该傻的时候就要傻，该贡献学识的时候，就要贡献。我对我家有绝对的贡献，我的形象使我家平易近人。

　　爸爸以为将门出虎子，他是总工程师，我就一定应该是学习尖子。他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当高考模拟成绩下来以后，他才知道我很不为他争气。他焦虑羞愧的神情把我吓坏了。他没有骂我，而是小声却无奈地说：“我怎么能够在研究所里抬得起头？”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我只有上大学，别无出路，开始了大补习。

　　爸爸是老土匪也好，是老革命也好，我都没有在学校里走红过。我是朽木不可雕也，积重难返啦。咱既然不是人才，就不能拖社会主义的后腿，咱去做资本主义的包袱。我勉强混入大学，意外混出国境，侥幸获取洋学历。爸爸也不敢让我回国，怕我落进下岗职工的行列，躺在他的离休待遇里，每天去他那里讨葱烙大饼吃。

　　中华精英们在国内大干四化时，我也没闲着。我在英国天天谈晴雨，时时论猫狗，躺在阳光下，喝上一杯酒，拿着望远镜，遥望剑河柳。我吃饭多，出活少，咱们里应外合地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现在，胜利在望了，美英谈虎色变，就是这只中国虎。

土城之歌 (4)

土干

一张便条

　　我们在河南生活了一年，干校领导同意妈妈带着孩子先返京城，爸爸要继续留在干校劳动改造。回到北京，妈妈实在不老实，三百六十五天的劳动都教育不好她。她把家里土里土气的木头箱子都盖上了花里胡哨的塑料布和好看的桌布，然后，再摆上花瓶插上明亮艳丽的塑料花，不止一个花瓶呢。最让我看不惯的是妈妈还挂出了爸爸妈妈的合影。爸爸妈妈俩人含情脉脉，妈妈脖子上的珍珠项链若隐若现，爸爸的分头梳得整洁光亮，一副才子佳人的样儿，特别不象话。

　　瞧人家赵四儿的家，多朴实，四壁皆空，墙上挂一张他爸爸妈妈身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的合影。俩人嘴笑眼不笑，笑中不失革命意志，一对儿让人肃然起敬的革命战友！再瞧人家吴三儿的家，破箱子，破凳子整整齐齐靠墙坐，爸爸妈妈的合影也挂在墙上，俩人嘴眼都不笑，不被幸福冲昏头脑，严严肃肃地建设社会主义！

　　赵四儿和吴三儿家的门永远是敞开着的，谁都可以往里看，光明正大！我家的门总是关着的，让人想到我家可能藏有变天账。邻居说了，你家有啥好东西？门总是关得这样严。

　　有一天，我在妈妈的抽屉内瞎翻，发现一个很小的铁盒。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小便条，是爸爸的笔迹。上面写道：

　　我爱的竹：
　　请允许我的心伴随着这份礼物，飞向你──我天边的爱人，我的梦……

　　我的手迅速捂住这张便条，四下看看有无外人，又到门口看看有无盯哨。屋里屋外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心想，毛主席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行吗？！我当然没有把这张便条上交，因为我在学校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

　　那时候，小学生特想受到老师的表扬，抢着做好事，放学不回家，扫地擦桌勤快着呢。好多小孩都抢不到好事做，只有到街上瞄上个老头老奶的，扶人家过过马路，帮人家提提菜篮子，然后再写到日记里，让老师在全班的面前读出来。我不能做这些好事，因为我不准时回家，妈妈会到学校里找我，特丢人。

　　有一次，我们换了个姓孙的新老师，孙老师让大家集体去做一件好事，我就急了。我心想，老师您提前一天告诉我，我也可以让妈妈知道今天放学比平时晚啊，请她不要到学校来找我。孙老师看到我焦虑的眼神，问我：“土干，你能留下来做好事吗？”我说不出话，心虚地摇摇头。谁知全班同学突然齐声唱起来：

　　噢─噢─，谁来啦？
　　噢─噢─，土干的妈。
　　噢─噢─，她说啥？
　　噢─噢─，快回家。

　　男生们唱问，女生们唱答。一定是我按时回家后，同学们在教室里排练过好多遍了。这一唱，孙老师也知道我落后了。孙老师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她瞪了我一眼，我惭愧地低下头。孙老师说我不用留下来做好事了。几年后，我学了个新词“无地自容”，马上就记住了，身临其境，刻骨铭心啊。

　　所以我看到那张便条，越来越觉得有罪。这些话要是妈妈写的，那是女人的温柔。可是，那上面实实在在是爸爸的字体。一个男人写这么肉麻的话！我怎么就不能有一个革命家庭呢？！我没有撕毁那便条，那毕竟是妈妈的东西，我把它塞到抽屉的最里端。

　　放暑假时，班主任安排暑期学习班，就是把学生按家庭住址就近编排在一起，由四五个学生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大家暑期在一起做家庭作业。这种学习班要轮流在每个学生家进行。妈妈从来不让我把同学带回家。我很抵触妈妈的决定。自从发现了这张便条，我和妈妈的意见一致了。要是在我家办学习班，如果有一个学生在我家瞎翻，再翻出个什么小资情调，那还了得？

　　有一次，我去同学家办学习班，不小心把人家的镜子给打碎了。我心里斗争半天，还是告诉了妈妈。妈妈搂住我，还亲了我的脸，她说：“你把这事告诉我，很好。我们今天就去商店买一个新镜子赔人家。”我有点遗憾，干嘛这么小资啊，难道妈妈就不能拍着我的肩膀说：“土干，诚实的孩子，学雷锋，见行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也好把这事写到我的日记里去，让老师念出来，光荣光荣。

　　办学习班很有趣，可以知道别人家的生活。我们家附近有个成衣厂，有些同学的爸爸妈妈就在那里上班。成衣厂的工人常把很多半成品拿回家来锁扣眼，缝扣子，他们的孩子也都成为穿针引线的能手。我们写完作业，就在一起玩，可是成衣厂的孩子们却抓紧时间锁扣眼，缝扣子。一个扣眼加一个扣子两分钱。如果一件衣服有五个扣子，他们完成一件衣服就挣了一角钱。这些同学还是男孩呢，他们可以在三分钟内锁好一个扣眼，二十秒内缝好一个扣子。妈妈也锁扣眼，但是和这些孩子们的手艺比起来，妈妈的扣眼就是次品，不堪入目了。同学们比赛谁锁得快，我也学着锁。那时候，工农兵很红，穷也是光荣的事，孩子们没有被其他同学笑话过。谁笑话他们谁反动。

　　我们学校里的学生多数是国防单位职工的子弟，少部份是成衣厂、商店售货员的孩子，还有零星的农民的孩子。有一年，我被安排和一农村的女孩慧霞同桌，我对她很感兴趣。这女孩很坦诚，特别早熟，她同男生女生聊天时很自如。我喜欢上自习课，这样，我可以和慧霞聊天。她有一次问我：“你家有收音机吗？”我说有。她问：“你自己开收音机，还是你爸爸妈妈帮你开。”我说我自己开。她觉得我非常了不起，还问：“开收音机复杂吗？”我说就像系扣子一样容易。她又说：“你会笑话我吧？”我当然不会笑话她。

　　她又问我：“你爸爸是知识分子吗？”我那时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也不知道爸爸是否上过大学，我当时傻极了。但是，我知道工农兵总是理直气壮的，爸爸不理直气壮，而且是灰溜溜的。所以，我自做主张的给爸爸下了定义：“他是知识分子。”听了我的回答，慧霞毫不掩饰她的羡慕表情，朴素地说：“多好啊！”

　　在那个时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赞扬知识分子的声音，而且从这样一个小女孩的嘴里说出来。我说：“工农兵才好呢，你怎么倒夸起知识分子了呢？”她说：“我并不嫌弃爸爸妈妈，但是，如果他们有文化，我就可以和他们讨论我读过的书了。”我当时想，工农兵领导一切，他们的孩子也不怕犯错误，所以什么都敢说。我知道我是不能说那些话的。我象爸爸一样灰溜溜的。

　　我现在想起当年的事，意识到慧霞比我们同龄人对社会的理解深得多。慧霞很聪明，她是可以上大学的，但是，她家穷，她选择了铁路中等技术学校，这样她一入学就有收入了。她告诉我她的理想是旅游，在铁路局工作可以免费旅游。我第一次回国时与她邂逅，她告诉我，她和一个铁路系统的人结婚了。他们去过很多地方旅游，她看上去很满足，还象小时候一样稳重。我想她的丈夫是个有福之人。

争取发烧

　　我散漫惯了，回北京后，还想逃学。北京的学校比河南小镇上的学校严，要逃学不容易。我就告诉老师我头疼，老师说需要家长写假条。于是我告诉妈妈我不舒服。妈妈是护士，家里有体温计，妈妈给我量体温，不到３７度。妈妈不给我开假条。我盼望发烧，遗憾的是，我总是跨不过“三七”线，更不用提“三八”线了。我于是想到拉肚子，就吃了很多路上抓到的蚂蚁，还是不生病。

　　我又想出了一个主意，把体温计放在暖壶口上过一下，准能升到四十度。我按计划行动，谁知体温计在经过暖壶口的一霎那，水银头就热爆了，水银掉进暖壶里了。我知道水银能毒死人，不得不马上告诉妈妈。土思问我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说我在做小试验。妈妈说：“土干想发高烧。”妈妈看穿我了。我心慌意乱地问妈妈：“那你为什么不打我呢？”妈妈说：“我不能打掉你的诚实，不然，我们总有一天会汞中毒的。”妈妈扔掉了那个暖壶，花了５元３角６分钱买了一个新暖壶。那时，一般人的月工资是３０到５０元之间。这还没有算上体温计的损失呢。

　　我后来终于生病了，病得很重，天天发高烧。我没有被送进医院。妈妈要亲自护理我，她在家给我打针，吃药，输液。那时候大病才输液，不象现在动不动就输液。妈妈特别焦虑，天天在床边守着我。

　　我不着急，生病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不记得生病时有多痛苦，只记得我躺在床上看到各种怪异的形象，听见喧嚣的声音，妈妈好象不受影响。我指着那些形象给妈妈看，她看不见。我问她能听见什么吗，她也听不见。妈妈告诉我，是因为我病了，产生了幻视和幻听。我说不是幻视，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让妈妈指给我她能看到的东西，我发现妈妈能看到的，我都能看到，可是，我能看到的，妈妈却看不到。我觉得我比妈妈有本事。

　　我沉浸在我的幻觉和幻梦中历险，很有趣，都是真实世界中没有的景物。那时太贪玩，没有做笔录。不然，现在也许会有一本与《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并驾齐驱的怪书问世呢。

　　现在有“发烧友”的说法，很形象贴切。一个人发烧就挺好玩，何况几个人一起发烧。如今有网上发烧友，更刺激，烧遍全球，如火如荼。

西南之行

　　爸爸在干校多呆了一年，终于回家了。爸爸进门时，脸上洋溢着笑容。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爸爸这样开心的笑，他的笑容灿烂、慈爱。爸爸居然把我和土思紧紧地搂在他的怀里，我感到父爱是另一回事，与母爱完全不一样。

　　爸爸申请回家乡探亲，被组织允许了，我们全家四口坐火车回云南。这是我第一次去云南。火车行程三天两夜，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广阔无垠。火车行至河南时，车厢尽是背着大包行李的农民。他们上火车后，没有几站就下去了，好象很少有人一直坐到终点──昆明。

　　火车的过道上都挤满了乘客。人们多穿着黑色的大棉袄。乘客身上发出浓厚的烟熏气味，不是抽烟的烟，是生活做饭所用的劈柴的烟。我在河南的那段时间对这种气味特别熟悉。看着车厢内的拥挤混乱，让我想到儿童画册上的解放前，穷人逃荒的画面。你根本说不出人们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好象只有白和黑，或者是穿脏了的白色，退色了的黑色。

　　火车途经大小站。每到大站，人们就下车买小吃，上厕所。由于拥挤，很多人尿憋急了，根本挤不到门口，大家就帮助这些人从窗子爬出去。我最怕的是火车开动后，我还没有回到车上，所以，我总是提前很早从窗户爬进车厢。汽笛一尖叫，我也尖叫，因为我还见不到爸爸妈妈。我的叫声一落，总能听到爸爸的回答：“我们都在车上。”原来，车厢挤得水泄不通，爸爸妈妈挤不过来。

　　这样折腾几次，我就不肯喝水，吃东西了，避免上厕所。我的策略是正确的。我以后专心看窗外的景象，再没有被大小便干扰过。爸爸说我特别好养活。

　　我正为自己的聪明得意，就发生了意外。在经过另一大站时，当火车再次启动后，爸爸回来了，妈妈却没有回来。爸爸说妈妈在他之前就上火车了，应该在火车上。可是，我们左等右等，妈妈还是不来，我已经看到爸爸眼中的焦虑。有一位乘客说隔壁的车厢有很大的动静，好象发生了什么。爸爸让我和土思哪也不要去，他过去看看。

　　爸爸挤过人群不见了，土思开始嘤嘤地哭，周围的人都看我们俩小孩，我也没有觉得我们有被拐骗的危险。我问土思哭什么，她说若是爸爸妈妈都没了，我们怎么办？我说：“别怕，我带你要饭去。”土思哭得更伤心了。

　　大约十多分钟，爸爸拉着妈妈回到我们的座位。妈妈和土思的脸上还挂着泪花。妈妈告诉我们，她一上火车，就感到有扒手，一摸兜，钱包没了。四张昂贵的火车票都在钱包里。妈妈顿时慌了神，大声求助。整个车厢顿时紧张起来。有人提议搜每个客人的身。很多人主动翻出自己的兜给妈妈看。折腾了约二十分钟，没有结果，妈妈感到绝望，失声痛哭起来。这时，爸爸挤到了妈妈的身边。

　　爸爸简略地讲了后来发生的事。我眼前闪过伟大的画面：

　　爸爸鹤立鸡群，扬起他长长的手臂，就象列宁在一九一八的讲演一样，高声镇静地发出“宣言”：“父老乡亲们，大哥大姐们，我们同乘一辆火车，我们有缘分啊。我们要互相帮助，度过艰苦的旅程。我们不小心，钱包掉到地上了，人又挤，也许被人不小心地踢到哪个座位下面或是行李下面了。请大家都帮着找。你如果找到了，你如果需要钱，你把钱拿去花，把车票还给我们。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的合作了。”

　　整个车厢动了起来，不到两分钟，钱包在人们的头顶上传递着，涮，涮，涮，传到了爸爸的手中。很多乘客为爸爸妈妈的钱包失而复得欢呼，也为大家的同心协力兴奋。爸爸妈妈风风光光地离开了那节车厢。

　　爸爸妈妈坐定后，妈妈突然问：“看看钱包里有没有火车票。”嗨！原来他们还没有打开钱包呢，也许是个空钱包，白高兴一场。爸爸看出我眼中的意思，蔫坏地笑，还说：“连我自己都吃惊，这一切会是真的。我只想让小偷放松一下，小偷一定吓得够呛了。既然钱包回来了，火车票应该在里面。钱可能是没有了。”爸爸打开了钱包，我们四人伸长脖子去看。四张火车票都在里边，现金一张不少。河南老乡多诚实啊！

　　爸爸对我们说：“小偷偷钱包是因为穷。”我说：“爸爸，你看这车厢里象不象解放前？”爸爸不说话。妈妈斥责我和爸爸：“土干，你说话注意！老土，你还嫌麻烦少吗？”爸爸赶紧说：“我今天找回了四张票，很了不起。”妈妈一听爸爸这么说，哑口无言了。我们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接下去的行程没有险情，有柔情。火车开进湖南境内以后，窗外的风景变得山清水秀，而且是越往西行，越秀丽，越迷人。火车路过的地方多是山林，有很多隧道。我开始还数过了几个了，后来就数不过来了。那是初春季节，树木青翠，满山都是粉色、红色、白色的杜鹃花。最让我新奇的是蓝紫色的花，我不知道花的名字，它们把红粉白相间的山峦衬托得更艳丽。

　　火车开上架在山谷里的桥梁时，妈妈的心都提起来了。我有一种悬空的兴奋。当进入云南境内的时候，我简直如梦如痴，我看到被春天五彩的花朵拥抱着的秀丽山林中，偶有人家，炊烟袅袅。铁路远处，有当地的居民，身着民族服装，站在那里观望火车经过，他们被艳丽的山茶花围绕着。

　　我激动地说：“多美的地方啊。”爸爸说：“我在游击队的时候，经过类似的寨子，我总是梦想着和寨子里的一位姑娘结婚，然后，永远地生活在这种地方。”爸爸多小资啊，打游击时想这些，他能革命到底吗？

　　我后来在英国学习时，系里有一位讲师被请到云南大学讲学。他第一次去中国，又兴奋又紧张。我建议他坐飞机到北京，然后，乘火车到云南，这样，他能看到中国的辽阔和南北的不同风光，他真采纳了我的建议。当他从中国回到英国以后，他兴奋地对我说，他从北京坐火车西行，沿途景色美不胜收，他就开始照相，他每照完一张，就看到下一个风景更好，他就接着照。这样，他断断续续地照了三卷胶卷。进入云南后，窗外景象达到最佳境界，他简直要跳起来欢呼，可是，没胶卷了。

　　不仅窗外景色如仙境，车厢内也开始疏松，很多乘客都下车了。走道上已经没有乘客，甚至还有空出的座位。车停小站时，还有身穿民族服装的旅客上车。他们的衣服好看，人也好看。云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山绮丽，水秀丽，衣绚丽，人美丽。

　　我们终于到达昆明。爷爷有十个儿女，每个儿女又有四到八个孩子。每个孩子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可以想象是个多么大的家族。在北京，爸爸是犯错误的人，回到家乡，爸爸还是京城来的人物。火车站台上站满了土家的欢迎人群，我们是贵宾。爸爸让我喊什么，我就喊什么，五哥六叔七姑八姐，一排的叫过来。通喊一遍，我谁都没有记住。

　　爷爷奶奶没有来火车站接我们，因为他们太老了。爷爷已经九十岁了，长的象老神仙，有垂肩的大耳，飘逸的胡须。奶奶长得单薄，衣衫整齐，特别安静。爷爷在文革中被停发工资和粮票，断了活路，是子孙们和当年中药店的伙计们在赡养和周济着爷爷和奶奶。爸爸也没有和爷爷划清界限，每月都给爷爷寄生活费。他不能在身边孝敬老人，出生活费是他唯一能做到的。爷爷这老头子特想得开，睡一觉，做一梦，啥事都忘了，所以，他活得长。更奇怪的是爷爷眼不花，耳不聋。每次我小声和土思议论爷爷，爷爷就盯着我，再小的声音，他都能听见。爷爷的重孙子们又刁又淘气，我都觉得他们可恨，爷爷对他们的恶作剧视若无睹。

　　亲戚们对我和土思的京腔很感兴趣，都想和我们说话。他们互相嘲笑对方说的是“马街普通话”，其实我觉得他们说得都很动听。北京人说话很侉，昆明人的“马街”话象唱歌一样悠扬。在英国，经常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互相笑话对方的英语，人家英国人倒是不笑话我们，却总是鼓励地说：真不容易，你的英语说得很好啊！

　　我们被亲友们轮流请去游山玩水，大吃大喝。大家夸土思好看，为照顾我的情绪，都说我聪明。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学校的成绩。上学期，我语文算术加起来都没有过６０分。文革取消了留级制度，我跟着原班级继续升学，稀里糊涂地又赶上去了，但是我从来都不是优秀级别。我当时把亲戚们对我的评价看成是虚伪，而不是鼓励。

　　要形容土思长得美丽漂亮，那是侮辱她。她长得娇好，总让我想到手中捧着的豆腐，池里游着的鱼儿。土思的娇好突出在她不知道她娇好，她很无私，邻里乡亲天天能欣赏到她的娇好，她却不能总看到她自己，除非她照镜子。可是，她又不知道照镜子；更恐怖的是，她却天天这么近地看我这张赖皮疮，而且疼爱我，不嫌弃我。我很高尚，爸爸妈妈的俊美财富，我一点都不要，心甘情愿地生活在普天下的平凡中。

　　昆明人待客非常诚实，每个人都给你上菜，每个人都给你加辣椒。一顿饭下来，我面红耳赤，全身发烧。这还不算，还要听我伯父讲他当年是怎样把爸爸从游击队找回来的，爸爸如何叛逆，不学中医的。我还听到他们背后议论我：“这个娃娃咋个那么难看。咋个不象我们土家的人喃？”我一点不难过，以为那是我的特色。

　　我不仅喜欢昆明的边陲味道，更觉得昆明人亲切。因为海拔高和时差的原因，昆明人爱睡懒觉，平时爱打哈欠，我天生有昆明人的“风骨”。可是，在北京，我被老师同学们看成是懒散落后。到了昆明，我融入了瞌睡放松的民族，格外的舒服。我觉得我们打瞌睡的群族有大熊猫的风范。在动物园里，不论游客多么拥挤的起哄喧嚣争相观看大熊猫，大熊猫却不受干扰，懒洋洋地靠在竹林里，四仰八叉，雪白的大肚皮规律地起伏着，显示着生命的旋律与沉着。大熊猫爱睡懒觉，憨态可掬，从容不迫，神仙气度。昆明人也有神仙的气度。

　　昆明之行让我学会了吃辣椒，也让我饭量增加。我记住了滇池和西山，那真是鬼斧神功的杰作，天斧直上直下地劈开一座山，一半留于地面，另一半可能是取到了天边。西山半山腰间的“龙门”和悬崖上“三清阁”的雕刻巧夺天功。我当时想，那时的艺术家不仅要懂雕刻，还要会爬悬崖峭壁。滇池象一面明澈的镜子，映照着西山的绝壁，上下辉映，壮丽而令人叹服。

土城之歌 (3)

土干

五七壮举

　　姐姐土思和我住进了“五七”干校幼儿园。所谓幼儿园并不是照顾幼儿的地方，是把所有不能自理的孩子收容在一起的地方。孩子的年龄小的只有到１００天，大的到１５岁，由几位成年人管理着。幼儿园设在河南省正阳县，学龄儿童入当地小学读书。

　　幼儿园里一个大院子通到另一院子，一共四个院子。男生住一院，女生住二院，学龄前儿童住三院，走路不稳的幼儿住四院。我们可以在四个院子间随便走动。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我一点不难过，还庆幸我有了自由。我开始旷课，然后发展到逃学，我每天上学的时间离开幼儿园，看到街上有小学生放学回家了，我就在那个时间回到幼儿园。没有人询问我逃学的事，我觉得做坏事一点儿都不难。我的记忆很坏，到现在也想不起我逃学的动机，不然，可以给教育心理学家提供第一手资料。

　　我逃学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烈士陵园，别看河南穷，到处是黄土，烈士陵园可是最美丽的地方，除了土堆的坟墓和石头墓碑，还有翠绿的松柏，少见的绿色景观。我们在幼儿园里常讲鬼的故事。我晚上怕鬼，但是白天如果见到鬼，我还是愿意上前攀谈的。

　　我们每月去“探监”一次，也就是探望父母。我们乘坐卡车 去干校看望在那里干活的爸爸妈妈。卡车没有篷，路边的景物看得清晰，我记住了路。在我逃学一段时间以后，爬树摘杏，下地捕蚂蚱，偷麦穗吃已经变得没有意思了，我就徒步去干校找我的爸爸妈妈。二十多里的路程，我不知道走了多久，我想，如果我走丢了，我就沿街要饭去，河南要饭的小孩特别多。当我远远看到五七干校的平房时，我可激动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壮举”。

　　我先去找妈妈，她在插秧，见了我，很惊奇，问是什么车把我捎带来的。我说是我自己走来的。当天，幼儿园来电话，说少了一个小孩，干校说这里多了一个小孩。两边均平安无事了。干校分男女宿舍，妈妈安排我和爸爸睡一晚，再和妈妈睡一晚，再轮流。

　　我在男宿舍的时候，爸爸不太和大家聊天。吃完晚饭，我看见这些叔叔们坐拢后，拿着红宝书，都说自己有缺点。我听不太懂，这可能就是晚汇报了。爸爸说他对不起毛主席，要检讨。我心想：你无缘无故地打了我一个大嘴巴，也没有向我道歉。你都没有见过毛主席，你怎么对不起他了？我又想：毛主席会吃饭吗？会打嗝吗？会上厕所吗？我虽然心里这样想毛主席，但是没有说出。后来，有小朋友告诉我，毛主席也有爱人，是江青。我对毛主席是不是凡人有疑问，但是我没有说出来，那孩子说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比我反动！

　　爸爸检讨完，有一位叔叔批评爸爸检讨的不够好。爸爸说他要再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我第二天对爸爸悄悄说：“我听说干校是犯错误的人呆的地方。那叔叔也有错误，还来说你。”爸爸说：“他犯的错误小。”

　　干校有个图书馆，摆有几本文革时期的小说。我开始读《高玉宝》，作者就是高玉宝本人。他曾经是个放猪娃，后来成长为一个自学成材的作家。小说从始至终都在讲高玉宝特别想上学。我那时候识字不多，囫囵吞枣地把书看完了，我不明白高玉宝为什么想上学，我为什么要逃学。我倒是想当个放猪娃，赶着一群肥猪，躺在阳光下，多好玩啊。

　　到干校看爸爸妈妈时，得知一个叔叔喂猪时被猪咬伤了，伤得很重。我想，还是放牛好。我就去找干校的牛玩。我骑到了牛背上，牛一低头吃草，我从牛脖子上滚下去，摔了个正着，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我又想，放羊好，象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一样。可是，她们把自己的脚都放断了。她们为保护公社的羊群，与暴风雪搏斗而残疾，我因此觉得放鸭子安全。

　　爸爸在干校时，可能心情不好，经常胃痛，所以干些轻活，比如放鸭子。我跟着爸爸去放鸭子，鸭子们扭着肥硕的大屁股走路很可爱。后来，语文课里学鲁迅的短篇小说《药》的时候，读到描述中国人象愚蠢的鸭群一样伸着长脖颈看杀头，我心想鲁迅先生肯定没有放过鸭子，不然，他会笔下留情的。

　　我当时无聊，用纸叠一些模型，又找来空线轴和铁丝做一辆用手牵拉的小车。爸爸不学习，不劳动时，就帮助我调控一下这辆车。我没有记住爸爸跟我说过什么，只记得他很认真地看我玩。

　　在女宿舍时，我没有见过阿姨们在一起“晚汇报”，她们都在织毛衣。不象男宿舍里，犯小错误的批判犯大错误的。

土匪唱戏

　　和爸爸一起放鸭子的时候，爸爸老是沉默，我们之间没有话说。我于是唱戏，就是样板戏。我能把京剧《沙家浜》里“斗智”一场戏都唱出来。我用尖细的嗓子模仿开茶馆的女共产党员阿庆嫂，沙哑的嗓子模仿曲线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带鼻音的嗓子模仿军参谋长刁德一。爸爸好象突然发现了我的才华，夸我唱得好。

　　我告诉爸爸，这不算什么，《智取威虎山》中，解放军团参谋长少剑波唱的“朔风吹”才叫好听呢，几乎每个词都需要“啊──啊──”地拉长音，比如：

朔风吹──────
林涛吼──────
峡谷──────
震荡──────

　　我给爸爸唱了一段，爸爸居然笑了，说我唱得好极了。我现在也认为那段唱腔悠扬辽远。少参谋长右手拿一支笔，左手拿个笔记本，笔在笔记本上轻轻地敲，满脸沉思，背景是林海雪原，参谋长多斯文啊！背景多壮观啊！这在文革里不多见。

　　干校的叔叔阿姨们白天干活，偶尔晚上还有晚会，演一些快板书，诗朗诵，赞美祖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可能是他们一天最高兴的时候，倒不是为祖国形势高兴，而是看台上的人出笑话最高兴。最受欢迎的节目是一位阿姨和俩叔叔合演的《沙家浜》里“斗智”一场戏。我现在想，那时生活禁锢，人们借“斗智”这场戏，享受一下男女的打情骂俏。

　　文革时期的“斗智 ”体现一个女共产党员斗垮两个男国民党员。如今“斗智”依然俏立舞台，体现阴胜阳衰的时代，一个女人斗败两个男人。

　　当那位阿姨和两个叔叔演出完毕，我爸爸突然对舞台上的人喊了一声：土干会唱“朔风吹”！

　　可能那天干校里没有别的小孩，所有大人都兴奋起来，一哄而起，我的腿都软了。我那时最怕看爸爸的眼神，都是忧郁，失望……再往下就是绝望了，可怕极了。爸爸看着我，我懂得他的眼神。爸爸是对我的胆怯失望，我总是上不了台面，我不敢让他失望，于是我绝望地跟着一位阿姨走上了舞台……

　　舞台灯光直射着我的眼睛，台下黑压压一大片人，上百人都看着我，我依然能看见人群中爸爸那双期待的目光，似乎在对我说：不要慌，不要怕。

　　阿姨问我唱什么，我想唱“朔风吹”，可是，我当时腿打颤，气变短，我肯定唱不完那些悠扬的长腔，就会断气。我说我唱杨子荣的“除夕夜”。阿姨为我报幕后，刚要走下舞台，我哆嗦得厉害，发不出声，我想推迟几分钟，镇定一下，于是，我要求给我一本《毛主席语录》，那位阿姨在一分钟内给我找来语录。我右手拿着语录，把它靠在我的胸前，左手自然下垂，眼睛看着我的鞋尖，唱出了如下的潇洒：

　　除夕夜
　　满山寨灯火一片
　　我已经将信号遍山点燃
　　按计划布置好百鸡宴
　　众匪徒吃醉酒
　　乱作一团
　　盼，只呀盼
　　同志们即刻出现
　　捣匪巢
　　歼顽敌
　　就在眼前
　　心焦急
　　只觉得时光太慢
　　战友们为何踪迹渺然
　　抑不住激动心
　　出来查看
　　紧急中
　　我把住这暗！道！机！关！

　　这最后一句，我唱得铿锵有力，我还跺了一下我的右脚。台下掌声四起，爸爸妈妈在笑。

　　晚会后，我跟着爸爸回宿舍，有一位叔叔对我说：“土干，你唱了什么？我们一点儿都没听见，就见你低着头在台上站了几分钟，最后跺了一下脚。”爸爸说：“你平时唱得挺好，在台上，你怎么不大一点儿声呢，我也什么都没有听见。不过，能上台就是进步。”

　　后来，我妈妈也说大家都没有听见我唱了什么。那么，我那天真象是在台上低头认罪几分钟，就走下台来。要是不跺那一脚，恐怕台下的观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鼓掌。

　　“除夕夜”是一首敏捷快板的唱腔，唱词前半部描写灯红酒绿除夕夜宵，众匪徒喝得大醉，混乱喜庆的场面；中间是共产党员杨子荣机智地在威虎山上查看信号，盼望同志们前来，趁混乱歼灭土匪；最后，杨子荣走到座山雕的太师椅前，决心把住暗道，太师椅下面是一个暗道。杨子荣最后用右脚踏在太师椅上，一撩虎皮大衣，一双子荣同志特有的机智的大眼睛扫射四周，一转身，亮相！革命英雄气概光彩照人。就这么个动人心弦的情节，我低头驼背声颤气短，愣是把革命英雄演成了一个土匪──小炉匠峦平。

　　我自作主张地跑来干校，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探监”的车来了，姐姐土思见了我就哭，她说，在幼儿园给干校打电话之前，她都快急疯了，以为我被人拐去了，让她如何向爸爸妈妈交代？她怨我不懂事。我听后，觉得土思象我的小妈妈一样，让我心中很温暖，我跟着探监的车回幼儿园了。晚上，土思把我拉到最黑暗的角落，又给我讲鬼的故事，情节声色配合极佳，吓得我不能入睡。白天我还感到关爱温暖，晚上就让我魂不附体。土思只比我大一岁，就能把我折腾得如此起落，咱们就不要怪伟大领袖了。

　　在干校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能随便见面。干校领导让妈妈跟爸爸划清界限，让她提出离婚。妈妈不同意。有一次，爸爸妈妈被允许见面，爸爸对妈妈说：“我想死。要不你跟我离婚，要不咱俩吃安眠药……”妈妈说：“我才不呢。干嘛呀？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爸爸说：“送给亲戚去养吧。”妈妈说：“孩子会成为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会被亲戚欺负的。”女人多坚强！头脑清晰，遇事不慌。

　　在我逃学来干校的日子里，爸爸和我同床而睡，因此打消了死的念头。他要为土思土干屈辱地活下去。

　　兄弟姐妹们，生活在异国他乡，有诸多的困难。孤苦寂寞想不开时，想想你们的亲人吧！

见义勇为

　　在河南，除了逃学，我还干过其它坏事。一天逃学后回幼儿园，我去四院看小朋友，我发现干校的大人们给幼儿们做了一个“笼子”，就是在一个单人床的床板周围固定一圈栏杆，笼子摆在了院子中间，里面有五、六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有的坐着，有的扶着栏杆玩，小家伙们都挺安静的，院子里没有大人。

　　我一出现在四院里，几个幼儿突然眼睛放光，有些还高兴地尖叫。我从来没有受过“景仰”，对这种反响感到很兴奋。我激动地向笼子走去，幼儿们纷纷站起，踉踉跄跄地朝我走来。他们同时朝笼子的一头运动，笼子一下子失去重心，开始倾斜颠覆。我急忙冲上前去，要把笼子扶住，没想到这五、六个幼儿还挺重的，我无力挽回危险的局面，被笼子压在了下面。几个幼儿也都互相叠落在一堆，惊心动魄……有一瞬间的静……然后是幼儿们响彻院子的大哭。大人们来了，扶正了笼子，把我哄出了四院。

　　我悻悻地走出四院，三院，二院，最后走出一院。受惊吓的感觉渐渐消失，惭愧慢慢上升，又有些委屈。雷锋叔叔扶个大爷大妈过马路，还在报上受表扬，其实，人家大爷大妈也不用他扶。而我的情况就不同了，要不是我冲过去，笼子的护栏没准能压断幼儿的手指呢。我的行为很英勇，却没有得到鼓励。我以后还做过一、两次英勇救人的事情，同样没有受到表扬，反而是误解，难怪我现在好脾气。

　　后来在《圣经》里读到：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这段话温暖了我的心，许久许久……

吃饭洗澡

　　要照顾一群年龄不等的孩子，很不容易。每天早上，中小学生们统一被叫醒，洗脸刷牙。各别女生动作慢，来不及梳头，披散着头发，就来列队集合了。其实，她们散着头发挺好看的。孩子们最小的７岁，最大的１５岁，按个头排成队。我个子高，那时却排在前头，再高也长不过１５岁的孩子啊。我们排着队去早锻炼，跑步。

　　我们要自己洗衣服。我那时候七岁，土思八岁。我们上午把脏衣服泡在放有洗衣粉的水里，然后去上学。放学后，再把衣服捞起来，用清水冲洗，放到晾衣绳上就行了。灯芯绒衣服和床单下水后很重，我和土思都拧不动，比我们大的孩子会帮助我们。

　　晚上１０点熄灯。灯一灭，大孩子们就开始讲鬼的故事，很恐怖。我们小的孩子互相传授经验，把臭袜子放在鼻子下，就不会做恶梦。我害怕的时候，就用劲对着臭袜子吸气。有时吓到了这种程度，多臭的袜子都闻不出味道。有一次，我还真见到鬼了。我夜里小便时，看到一个小鬼儿在院子里游荡。幸亏它小，我才没有吓晕。我哆嗦地把大孩子叫起，一起观看。还是大孩子有经验，说是王三闹夜游呢。我赶紧去摸王三的床，果真是空的。大孩子说人不能搭理正在夜游的人，否则，他突然醒来，会被吓死的。王三走了小半夜，自己又回床上接着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告诉他夜里的事，他全然不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夜游，并见到夜游神。

　　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有时也打架。但是，不会出现恶性打斗。几个大孩子一来，就把我们当小鸡一样给收拾了。大孩子不跟我们一般见识，还教我们下棋和打扑克。

　　管理员少，孩子多，我们每天在食堂吃饭。我喜欢吃锅巴，有时锅巴漆黑，有时淡黄，淡黄的锅巴就像现在国内超市卖的锅巴一样好吃。做饭的大人不是真正的厨师，是干校的家长轮流担任。有一段时间，我们吃了近一个月的南瓜煮地瓜，那真是让人捏着鼻子才能下咽的饭。那时，我们一到开饭时间，就犯恶心。我们都对给我们盛饭的阿姨露笑脸，求她：“阿姨，给我半碗，行吗？”“阿姨，我今天肚子疼，吃不多。”这位阿姨才不管我们的请求呢，给我们每人一大碗，却给她儿子小半碗。那时，我们不可以浪费粮食，很少有人把这二瓜粥倒掉，所以，吃饭成了我们的艰巨任务。

　　整个冬天，我们只洗过一次澡。管理员带着学生去镇上的公共洗澡堂。澡堂内有个五米见方的池子，水温很舒服，小孩可以在里面游两下，我们二十几个孩子和管理员都泡在里面，有点象现在的洗温泉浴。我们互相搓背，水面上起了一层泥，等我们爬出池子时，水都变成暗黄色的了。我可能洗掉了一斤多的泥，出了澡堂，我一身轻。

　　夏天，我们天天洗澡。吃完晚饭，等天黑。天一黑，我们听命令，一人端一盆凉水，到院子，脱去衣服，全身赤裸，欢欢喜喜地洗凉水澡。男生、女生在各自院内。那一时间，院里的人是不能互相走动的，因为两院人员都没有穿衣服，虽然是在夜色下，还是难为情啊。我们洗完澡，还互相泼水，赤裸着身体，追来追去。夜幕下的裸奔非常美，集体裸奔更美。

八岁生日

　　有一段时间，幼儿园流行痢疾。一些小孩病得厉害，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把小孩的家长从干校招来，给他们单间隔离，开了好几个单间。我挺羡慕那些生病的小孩们。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大便也稀稀的，我眼睛发亮，兴奋地报告了管理员。我被诊断是痢疾初起，我得意地静候妈妈来陪我。结果呢？我的病太轻，不用大人来陪，我的病又较重，必须隔离。

　　惨啊！我连土思都不能随便见了，整日呆在小单间，那时也没有书看，闷得我刮墙上的土放进嘴里去尝。土思来看我，我也不敢靠近她，生怕她也落得和我一样惨。我隔着老远跟她说话，劝她少到我这儿来。我八岁的生日就是在隔离中孤独地度过的。我生日那天，外面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当地老百姓正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游行庆祝。这不是在气我吗？谁让我和他老人家是同一天生日呢？我流了两滴泪；我又一想，毛主席在北京呢，你河南敲鼓，他老人家也听不到，就算是乡亲们给我土干敲锣打鼓吧，我安慰我自己。我后来读《红楼梦》，宝钗婚、黛玉死那段就让我想起我八岁的生日，天上地上啊！

　　我孤独地想着我的生日，以至于我忘记了伟大领袖。我坐在我那小单间的门口，看着健康的小孩们从我的门前跑过。我们都认识，在同一宿舍住过，小孩们路过我，在远处大喊：“嘿！嘿！去看游行啦，去看游行啦！”我却指望着有人分享我生日的喜悦，我也大喊：“游行太好了，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小朋友们听了，都愣住了，停下脚步说：“今天怎么是你的生日呢？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土干反动！土干病糊涂啦。”

　　１２月２６日不是我的生日？那我是哪天生的呢？我病糊涂了！我想起了一位阿姨曾经告诉我，我是妈妈从垃圾里捡回来的，我当时不信，那位阿姨说：“你还不信？你看看，你哪里长得象你的爸爸妈妈？”现在，连我的生日都被“霸占”了，那么，我一定是被捡回来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我妈妈就选了个最光辉的日子做我的生日。

　　我是这么的不起眼，没有人把我的话当真，我的话也没有给我的爸爸妈妈带来麻烦。倒是土思后来告诉我：“大家都笑话你胡说。你怎么可以说大家为你的生日游行呢。”被笑话总比被抓起来好吧？好险那！

　　我的痢疾没有向恶性发展，两个星期就结束隔离了，可能是我吃了墙上的土，以毒攻毒的结果。我和土思去干校探监时，我迫不急待地问妈妈：“我是你生的吗？”我期待地望着妈妈，急于知道事情真相。妈妈奇怪地看着我，然后笑了，说：“不是，你是我从垃圾里捡来的，特别脏，现在都洗不干净。”妈妈在指我脸上的皮肤癣。我有些失望，又很感动，我说：“你要是不捡我，我现在就会吃不饱，穿不暖，没地方睡觉，那多可怕啊。”妈妈对土思说：“土干多有良心啊。”土思捧着我的脸笑，她还亲我。我想：被捡到这个家多好啊！

　　请不要笑我当时那么傻，我那时才八岁。十八岁的红卫兵们见不到毛主席时，哇哇地哭，见到毛主席时，还是哇哇地哭；毛主席咳嗽一声，他们就满世界地去串联，打、砸、抢；毛主席一生气，把他们全轰到农村去了，他们还争先恐后地去。我们每个人傻的方向不一样。

　　后来，我看某个连续电视剧里，女主角──一位年轻的姑娘得知深爱她的父母不是她的亲生父母时，她于是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我真不能与她产生共鸣，恨她身在福中不知福！更可恨的是导演让这种痛苦思绪持续了三集，让女主角在剧情中瞎哭瞎闹，倒胃口！

土城之歌 (2)

土干

月色花园

　　文革来了，爸爸是总工程师，被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给揪出来了，说他是反动技术权威。组织上又说爸爸当年去过的游击队是“土匪窝”，好一个“老土匪”，罪加一等！我小时候不知道爸爸英俊潇洒，自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就记得爸爸的脸很可怕。有时他的眼睛里会有眼泪，嘴里还会呻吟。妈妈会小声提醒他说：“别这样，想开点。”

　　有一个星期日，我说了很平常的一句话。爸爸就扇了我一耳光，那耳光不重，我大概只有四岁，我并不觉得疼，只是爸爸的举动让我意外而受到惊吓。他的样子愤怒，但他控制着力度。爸爸从来不打人，我因此很愤怒。我大哭。我看到妈妈的脸色也很惊异，但她没有为我辩护。爸爸见我哭，把我抱进厕所关禁闭。我长大后，爸爸说：“你姐姐可怜啊！”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文革时被整得厉害，回家后，毫无道理地就给了你姐姐一耳光。”我于是打电话问姐姐土思，爸爸是不是打过她，土思说爸爸从来没有打过她。我知道爸爸当时被整懵了，打了谁他都不知道。他当年打的是我啊！

　　入小学之前，我没有家的概念。爸爸妈妈大干社会主义，把我和土思送全托。我们星期一早上被送进幼儿园，星期六晚上被接回家，星期日才可以与爸爸妈妈团聚。因为是很有规律的事情，所以，我有印象。爸爸总是抱着我，土思走在爸爸旁边。我伏在爸爸的肩头，居高临下地望着小土思，我不明白，土思只比我大一点，为什么就一定要自己走路，而我却要被抱着。

　　再大一点，我就由土思领着一起去幼儿园。星期六，土思接我出幼儿园。土思在大班，我在中班。土思那时一定不超过六岁，因为小孩六岁从幼儿园毕业。土思有家里的钥匙。有时，我们回家时，家里也是空的。土思会趴在窗台上向楼下看，她盼着爸爸妈妈回家，她还会哭。有一次，她哭得厉害，我就去告诉邻居，邻居过来劝土思，土思还是不停地哭。邻居最后用激将法，说：“老大哭，老二不哭，不象话。”这也不管用，土思还是哭，一直哭到爸爸妈妈回家。

　　等我长大后才知道，爸爸妈妈抱我，是怕我跑丢了。我从来不哭，就是被人拐去，我都会高高兴兴地跟别人走的，太傻。土思只认爸爸妈妈和幼儿园老师，换个人，她会尖叫，她很精。土思当年哭，是因为她看见了她的小朋友的爸爸戴着高帽子被游街，她怕我们的爸爸也会有这一天。当年，爸爸妈妈正被迫上学习班，很晚才被放回家。

　　我很喜欢去幼儿园，那里有小朋友，有各种玩具，都是小桌子，小椅子，小床，小抽水马桶。是个小人国。英国有个传统故事，叫彼得·潘。彼得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带着一群小孩在The Neverland岛上生活。这个故事总让我想起我的幼儿园。

　　幼儿园的生活很有规律，我们小孩被训练得象小机器人儿一样，按时睡觉吃饭，听故事，画画，玩玩具，学唱歌。小“臭美妞”们还跳个舞什么的。有些积木比我们的个子还高，是硬纸板做的，我们为自己搭个小屋，出来进去，煞有介事的。我最喜欢磁铁玩具，一根小棍连着小磁铁，我们用磁铁在纸板下面控制纸板上面的摩托车穿过小门洞，开来开去的，好玩极了。我们轮流玩各种各样的玩具。

　　对老师来讲，最艰巨的任务是不让我们尿床。所以，每天夜里两点，我们被统一叫醒，排队去小便，有尿没尿都要起床。小便完后，我们在厕所外面再排好队，等到最后的小朋友尿完了，在再排队回卧室继续睡觉。等我自己有了儿子以后，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我上闹钟，夜里两点准时叫儿子起床小便，效果非常好，节省了几百块尿布，既省钱，又减少垃圾，儿子也不尿床。说明这一方法经受了历史考验。

　　只有一次，在小便的时候，我没有尿，小便时间刚过，我有尿了。我躺在床上，希望能把尿憋到天亮，可是，越努力越憋不住。我悄悄起床，想偷偷去上厕所，谁知，有四个小黑影也跟着我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卧室。我们到达厕所时，只有我有尿，其他小孩是在探险开心呢。由于我们五个小孩一起犯纪律，动静大了点，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惩罚我们，把我们五人关禁闭，一个小孩关一间小黑屋。我看着其他四个小孩无声地被关进各自的黑房间。老师把我领到走廊的尽头，把我关进了图书馆。

　　图书馆是我们白天活动的地方，我们常坐成一圈听老师讲故事。这间房间白天总有很多小孩。那天夜里，当老师让我进到图书馆内，然后把门关上后，我简直不相信那一时刻，图书馆属于我一个人的了，我高兴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
　
　　幼儿园室内都是木质地板，干净光洁。图书馆有两个落地大窗户，窗帘没有拉上，窗外的月亮把图书馆内照得清晰。我站在窗前看天上的圆月和闪亮的星星，月亮照亮了窗外美丽的花园。花园中有很多花木，浅色的玫瑰花点缀着枝头，在月光下轻轻摇曳，花园中，砖埔成的小路反射着银色的月光。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安静的夜色。我总是很早睡觉，只有国庆节时，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天安门看烟火，才能见到夜景。但那个时候，人头攒动，夜空万紫千红，没有现在的月色花园的意境。

　　我又想起老师讲过，在我们小朋友睡觉的时候，老师能听到图书馆有哭声，是因为我们小朋友不爱惜书，把书弄坏了，所以，书在夜里偷偷地哭。我一边看月下的花园，一边等待书橱里的书发出哭声，我终于没有等到。老师来开门，把我带出房间，也随后从其它黑屋里领出另外四个小孩。我们排好队，一起被送回卧室。我们的脸上既没有探险的兴奋，也没有被惩处以后的罪过感，我们面无表情地回到卧室，无声地上床继续睡觉。

　　我躺在床上，还想着月下的花园，想再看一下那种美景，我很遗憾，没有听到儿童书籍哭泣。我还想再犯一次纪律，可是，这一愿望终于没有实现，因为，除了被老师叫醒上厕所以外，我其它时候都醒不过来。

　　我到英国后，有一次听新闻里说，幼儿园里出来的孩子比较合群，性格温和，由妈妈或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比较聪明，但是娇气，霸道。这是社会学家花了几年时间统计出来的结论。我个人还是同意这种说法的。我上小学以后，被那些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们欺负得一愣一愣的，这些孩子天天和成年人老年人在一起，个个“老谋深算”。

　　那时候，幼儿园的图书馆里已经有许多小小的“红宝书”，供小朋友们表演节目时使用，说明文革已经开始，各地的惨剧可能在接连上演。但是，不论人间闹剧多么荒唐嚣张，天上的圆月照样美丽明亮。

小女挂帅

　　我家附近居住的都是双职工，所以，小孩们很早就开始做家务。一般七岁开始学做饭和买菜。做饭需要操作炉子，买菜需要懂得钱和票证，比较复杂。其它简单的家务可以开始得更早，比如扫地，擦桌子。我六岁从幼儿园毕业后，就归到了姐姐土思的管辖范围之内。土思七岁时，妈妈开始给她下达命令，让她学做饭买菜。她那时干除尘的家务已经是小菜一碟了，所以，她指挥我干。土思，即思想；土干，即干活。

　　土思喜欢用拖把拖地。用水浸湿拖把后，再竖着把拖把拿在手里，就象个大毛笔，可以用水当墨汁，在水泥地上写大字。我那时大字不识一个，看着土思在地上写字，觉得她特别伟大。土思不把这等好玩的事让给我干。我只能扫地除尘。

　　土思干家务时要我侍候她。她用湿抹布擦桌椅书架时，要我为她洗抹布。有一次，她又要我协助她，我说我要小便，她强硬地说：“先洗抹布！”我言听计从，拿了抹布去洗。当冰凉的自来水冲到我的手上时，我下面也开闸了。一股暖流温湿了我的双腿，我顿时大哭，羞愧我这么大还尿裤子，也怕土思训斥我。

　　听见我哭，土思忙跑过来。她没有训斥我，也哭了。她求我别把这事告诉妈妈，她为我脱裤子，然后又洗裤子。我知道土思很能干，但还没有见过她洗衣服，我觉得她更了不起。就在土思“销赃灭迹”的时候，妈妈提前下班了，土思直哆嗦。我想到土思求我的话，又惭愧自己的过失，我编了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说：“我干家务太忙，等想起小便时已经来不及了。”妈妈接过土思手中的活，一边洗裤子，一边笑。土思带我出去，花三分钱给我买了一根冰棍奖励我没有出卖她。土思因为偶尔没有照顾好我，挨过妈妈的打。我没有挨过妈妈的打，因为我没有弟妹。

　　我再大几岁的时候，土思教我油炸带鱼。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冬季买带鱼，洗净油炸，放到天然冰窖──阳台上。等到要吃时，再把带鱼拿入厨房，继续加工烹调，因此，油炸带鱼是第一道工序。土思为我穿上爸爸的工作服，它长到我的膝盖，戴上妈妈的护士帽，戴上爸爸的白线手套和妈妈的护士口罩。土思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绯红和满足的喜悦，我觉得她真细致周到。她示范我炸第一块鱼，刚把鱼放入油锅时，会溅起滚烫的油滴，土思会往后退一下身体。我按照土思的示范，开始炸鱼。刚放进第一块鱼时，我模仿土思的样子，认真地往后跳了一步，可能是我的动作太认真了，土思直乐。炸鱼时，我不时地吃上一小段鱼尾巴。土思在一边读小说，偶尔过来询问我一切可好。妈妈下班时，我还没有炸完带鱼。妈妈见了我的穿戴，不禁大笑起来，我这才知道我根本不必这般“全副武装”，土思在拿我开心呢。

　　妈妈给土思下达任务，土思再把任务传达给我，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格式。土思干什么呢？她躲在一边偷偷看小说，比如《红岩》《青春之歌》《一双绣花鞋》，还有国外的名著，这些都是土思从同学那里偷偷借来的“毒草”。妈妈非常愤怒土思的行为，经常没收土思正在读的小说，然后，妈妈自己在一边偷偷读。土思不服气地质问妈妈，既然是毒草，妈妈为什么还读。妈妈说：“我要明白你是怎样中毒的。”这话都不能说服我，就别提说服土思了。我觉得妈妈胡搅蛮缠。

　　妈妈花很多时间阻止土思看“毒草”，我为了不让妈妈生气，我就不看“毒草”，爸爸一天到晚闷闷不乐，无心管我们。现在，土思和我会开玩笑地抱怨妈妈：“都是您的严格家教，让我们如今这么无知。”妈妈脑子快，反问：“无知还能写小说？”妈妈就不知道我和土思写作时，多么吃力，因为没有文学功底。

开赴河南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没有人到我家来串门，有一次，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来了，妈妈还跟他们吵架。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军管代表催促我爸爸妈妈准备行李，全家下放五七干校。土思那时发高烧，脚肿得厉害，妈妈要求等土思恢复健康，我们才可以动身。

　　那真是大搬家，一个大集装箱，装着我们全部的家当，包括米面，蜂窝煤和炉子。爸爸妈妈天天在家绑行李。

　　上火车了，车厢内几乎都是同行的“劳改犯”。每人都穿着褪色的棉军大衣，这是由于几年前集体转业，摘了领章帽徽，但是很多人还穿着旧军衣。火车开动的时候，有位女同志哭泣，还有别人前去安慰的。我后来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克查金修铁路那段，就老是想起我们离京赴干校的情形。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河南罗山县，干校是由一个小型劳改农场扩建的，当时还没有完全建成。大批的下放干部分期分批地来，先到的人就加入到建盖集体宿舍的工程中。爸爸每天去参加盖房子，妈妈带着我们住在县城的招待所里。

　　住了几天后，我们家和另一家又被一辆大卡车送到一个生产大队，那儿有一间破庙，庙的旁边有个大粮仓。与我们同行的这家人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因此，他们家被安排在一间小屋内，我们家则被安排进了那座大粮仓。

　　我当时七岁，觉得那粮仓特别大，象一个大电影院。粮仓的一边堆积着玉米，另一边是一张用几条木板搭成的双人床，那就是我们全家的床。经过长途跋涉，我们能喘口气了，我说：“我们真阔气，住这么大的房子。”

　　到了晚上，妈妈搂着土思，爸爸搂着我，我们四人挤在这张双人床上。外面大雪纷飞，喏大的仓库充斥着粮食的味道，还有寒气。粮仓中的老鼠都不怕人，在房梁上窜来窜去，不时发出尖声的喊叫。爸爸有时会学老鼠叫，老鼠听了也不害怕，根本不跑开。老鼠个个肥硕，这里真是它们的天堂。晚上，我们全家就是这样躺在床上，盯着房梁，看老鼠跳舞。我们住在这里是等待干校的住房竣工。爸爸白天仍然去参加干校的宿舍房屋建设。

　　我每天的活动主要是逗另一家的小婴儿，他喝牛奶时，我一定要在旁边，我喜欢闻牛奶的味道。有时，牛奶会流出奶瓶一滴，我用手指把那滴奶刮下来，送进我的嘴里，特别香。另一主要活动是看当地的人来粮仓抓老鼠，他们把老鼠剥皮，吊起来，小老鼠象小人一样的，一排排地吊在那里。文革后看电影《斯巴达克斯》里面有一镜头，很多的俘虏被吊死在一排排十字架上，我就想起那些老鼠。我不知道这些大人们用这些老鼠做什么。

　　没有几天，我和土思的手脚开始起冻疮，皮肤裂开，经常有血会流出来。大概是觉得我们住在粮仓不方便，过了一个星期，一辆卡车又把我们一家拉到了一个叫王湾的村子。送我们的人把一些煤球和一个大箱子卸下，就离开了。

　　这是一个我似乎在画册里见过的村子。所有的房子都是用土坯盖成的，广大的平原都是黄土的颜色。我们家住的是一间七平米的，有门无窗的屋子，与其说是居所，不如说是仓库。一个炕占据了房子的大半个空间。我看着几个农民用铲锹用力地在一堵墙上铲了个洞，妈妈爸爸去县城买了个半米见方的木格子小窗户，窗格子上糊上白纸，这个小屋就有窗户了。

　　村里没有自来水，饮用水要到附近的河里去挑。爸爸妈妈买了扁担和木桶，学着当地村民挑水。开始，他们的样子很狼狈，妈妈身子扭得尤其过份，一群小孩在他们后面笑话他们。我正为他们脸红呢，谁知妈妈放下水桶，坐在地上和小孩们一起大笑。后来，爸爸妈妈干脆两人抬一桶水，当地人一人挑两桶水，是爸爸妈妈的挑水效率的四倍。挑水是技术，需要力气、平衡和适当的忽悠。后来，爸爸妈妈会挑水了。

　　这个村子里，即便是雪天，小孩都光着脚，他们穿的棉衣是破得不能再破了，所有人的棉衣都是黑色的。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有一条河，淌着浑浊的水。河边有一个小“结构”，由三堵土墙形成的一个屏障，面对河的方向没有墙，也没有屋顶。这就是村里的厕所，河对岸的人能一清二楚地看见用厕的人。厕所旁边常常有狗在徘徊。

　　厕所里有个大坑，坑里有一口大缸，缸上平行搭两块木板，木板没有固定，踩上去是活动的。我如果站不好，就会掉进那粪缸里。小孩可以将大便拉在厕所的地上。大便的人一离开厕所，就会有一条狗进去把地打扫干净。村子里没有手纸，人们大便完了以后，用石头在屁股上刮一下就行了。

　　我们把带的纸张裁减到最小，很节省地使用，生怕用尽了，我们也要用石头来刮屁股。我开始还不好意思上厕所，总觉得有人看我，后来习惯了。我大便时，会望着河水发呆。河水由西向东缓慢地流着，长时间地望着河水，就象水没动而岸在动一样，犹如我在一条船上大便，感觉还挺好玩的，醒过神来，屁股已经冻得没了知觉。穿上裤子，感觉着屁股从麻木到逐渐温暖是一种舒服而快乐的过程。

　　在厕所边上徘徊的狗都显得很温柔，它们会耷拉着脑袋在厕所外面等着。一旦吃完了屎，它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家门前威武地站着，见了过往行人做出各种姿态，对熟人摇尾巴，对生人汪汪叫。刚进村时，我们走到哪里，狗的叫声就在哪里响起。一星期后，当第一条狗对我摇尾巴时，我激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当时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我无聊地在村里走动，经常能看到村民在树后，田边小便，好象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当然，别人也有意回避。我猜只有大便的人才去厕所。

　　当地的农民家是绝对的一贫如洗，一点不夸张。除了一个土炕，一口锅，什么都没有。当时是冬天，没有农活，我看不到农民农耕的情景。好象老乡们都缩在家中，只有小孩光着脚踩在雪地里玩耍着。有几个村民在一起做土坯砖，就是用木头做个框子，把土和碎麻绳填进去，砸实，松开木头，砖就做好了。
　
　　我跟着爸爸妈妈去过生产队长的家。他们穷得不得了，一人抱着一碗粥在吃饭。一个孩子多吃了一口放在中间地上的粥，马上遭到他爸爸的训斥。我爸爸问：“你们碗里的粥和中间碗里的粥不一样吗？”队长说：“中间碗里的粥有盐。”我们没有去别的农民家，因为他们没有衣服穿。谁出门，谁穿家里的仅有的衣服。在以后的几天里，妈妈翻出我们不穿的衣服，送给老乡了。

　　当地的村民生病了，也没有钱看病，只有躺在床上等病自己退去。有一天，一个女村民发烧好几天，病得特别厉害。妈妈听说了，就去看她。妈妈是护士，总是随身带着药品，她给了那位女村民一粒退烧药片，女村民第二天就好了。通常不吃药的人，药效特别显著。

　　我一天到晚地在村里无聊地转，有一次还碰到一个巡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呢。这支宣传队在附近几个村子巡回演出，他们来到王湾，在一个较大的土屋内表演。屋子象一间教室那样大，村民席地而坐，看得认真。其中一个节目是“忆苦会”，歌词开头是这样的：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恨，
　　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这个节目，我在北京曾经看红卫兵们表演过。在这个叫王湾的村子里，看这节目，我感觉很怪。台上的演员都不用化妆，就是旧社会的样子。他们穿的衣服很破，台下观众的衣服更破。我回家对妈妈说：“这王湾解放后就这么穷，解放前还能怎么个穷法？”妈妈说我胡说八道，我不敢再问。

　　我们在王湾时，没有上学。村里的小孩还是去上学的。爸爸翻看过一个男孩拿来的当地小学三年级的算术课本，说那课本内容挺深的，我当然什么也看不懂。

　　小居王湾，我们一家四口基本没有分离，爸爸有时出去，下午回来。我最高兴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去镇上购物，河南的冬天很冷，一场大雪能覆盖黄土地长达半月之久。去镇上的路途很艰难，要走很远不说，还要过一个巨大的沟壑。我记得我们全家穿着雨靴，踏雪前行，爸爸突然提出要背我，我当时觉得自己挺大的了，但是爸爸坚持背我。我趴在爸爸的背上，他背着我走了很久。在以后的外出活动中，爸爸同样要求背我。过那个巨大的沟壑时，我自己走，过这条沟，我最兴奋，沟深３０米，宽６０米，上下坡的小路嵌在４５度的陡峭斜坡上，巨大的沟壑没有一棵草，黄土一片。

　　我现在总是猜测，那时爸爸心里难过，所以想和我们亲近，想用这种身体的接触来支持自己活下去的信心。我还记得爸爸妈妈在我们那七平米的小屋内原地踏步来暖身体，他们还奇怪地问我和土思冷不冷。我和土思虽然手脚冻裂，但我们真不觉得冷。爸爸妈妈把我们称作小火炉，他们晚上一人抱一个“火炉”来度过寒冷的黑夜。

　　在北京的时候，我不时见过妈妈安慰爸爸。可是到了这里，我见过爸爸两次安慰妈妈。妈妈流泪，她说：“我只想有个家。”我当时理解，她想有个安定的家，而不是到处迁徙的家。大多数情况下，爸爸妈妈在我们面前还是平静的。我现在想，我和土思的存在，一定给他们带来许多的安慰和希望。

　　妈妈想有个家的愿望没有实现，干校竣工时，我和土思被分到干校幼儿园，爸爸被编排到男部，妈妈到女部。我们被拆散了。

七集系列小说《土城之歌》　(1)

土干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野天鹅：中国三女儿）算是一部名著了，讲张戎的外婆，妈妈和张戎自己三代中国女人的经历。一些英国妻子们读完此书以后，对我讲她们的读后感，她们说道：“多么可恶的丈夫啊！”她们在指张戎的父亲。作家张戎女士大概是想揭露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谁知，这本书让她爹爹臭名远扬啦。

　　我也想写我的爸爸妈妈，又怕后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不想让他们遗臭万年。我又一想，现在这么多人都写书，谁会记住我写的东西呢。先写出来，然后，让它埋没在浩瀚的网络里。但是，在我心中，它是一首优美的小诗，永远在千古流传的爱情佳作之上，因为，它和我息息相关。

江南姑娘

　　妈妈生长在杭州。我外公去世早，连妈妈都记不得他。我就更不知道外公长得什么样了。他连一张相片都没有留下。妈妈是家里的五个孩子中的小妹，但是，由于家境不太好，就读了护校，想早日工作自立。

　　妈妈在学校的时候，喜欢演剧。护校送优秀毕业生入京，百里挑一，竟然把妈妈选中了。妈妈说：“我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怎么就选我了呢？”我猜想，照顾首长，思想过硬不行，要外貌过关啊。

　　外婆为此哭得伤心，北国多冷多苦啊！谁离开我不行，非要我这最小的丫头？妈妈对未来充满憧憬，心花怒放地离开了杭州。妈妈被分在北京小汤山高干疗养院。可想而知，疗养员都是高级干部。小护士们对这些高干们都直呼其名，某某某，该吃药了！某某某，该打针了！某某某，睡觉！某某某，不许看书了！高干们都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有一次，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看他的部下，小护士们去看周总理。周总理单单来到妈妈的面前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啊？”妈妈答道：“冬竹。”她一定说成“冬族”了。周总理于是说：“是江浙人吧？”妈妈点头。总理又说：“我们是老乡啊。想家吗？”妈妈说：“不想，北京好。”总理后面说了些啥，妈妈没有记住。多遗憾！要是多记住一些当年和这位伟人的对话，我也能写一篇“人民总理爱人民”啊。我妈妈说她当时太激动。

　　有的高干疗养员热心于为他自己的部下牵姻缘。有一位从东北来的高干鲁克，他要把他工厂里的一位年轻工程师介绍给妈妈。他执着地管妈妈要照片，说要带回去给那个工程师看看。妈妈心里烦，有这么缠人的首长吗？妈妈一生气，从抽屉里找了一张她最丑的照片递给了鲁克，因为照片里，妈妈直直的头发，扎了两个小揪揪，象个村妞。鲁克带着妈妈的照片回东北了。

西南小子

　　爸爸是西南人，生长在春城昆明。我爷爷家有十个儿女。爷爷是个中医，养一个活一个。家里人多，生活不富裕。爸爸的哥哥姐姐们读了几年小学就帮助家里做事了。姑姑早早嫁出去了，伯伯留在中药房做事。爸爸排行老八，当爷爷要他学中医时，他不肯，怕把病人治死了。爸爸是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进中学的人。他的弟妹都读中学了。

　　在中学里，爸爸不好好读书，和进步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的腐败。可能是因为爸爸身高一米八零，目标太明显，被国民党特务给盯上了。其实，爸爸不是地下党员。三十年以后，爸爸才有所醒悟地说：“看来当时有地下党员幕后策划，把我们学生组织起来游行。”多糊涂！这么多年才明白真相。我才找到原因我为什么这么迟钝，遗传的。

　　爸爸为了躲特务，不敢回家。实在没有办法，被同学说服，进了禄丰山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我后来问爸爸有没有打死过人。爸爸说他只是扛机枪，听到枪响就害怕，又不敢显得太胆小，因为有女同志们在身边，后来爸爸就习惯枪声了。爸爸还说：打仗能不死人吗？

　　奶奶在家天天念叨着爸爸，虽然孩子多，每个都是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昆明还是国统区，共产党滇军还在山区进行游击战。奶奶逼着我的伯父去山里找爸爸。伯父背着行李干粮步行几天几夜，从昆明走到禄丰山区。他听说爸爸在那一带活动，伯父逢人就打听游击队在哪里，他还真找到游击队了。游击队分散行动，而且每个人都有外号，便于保护实力。我伯父说到爸爸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后来，我伯父形容爸爸长得多高，多瘦。那时候，那地方，长这么怪的人不多。有一位游击队员说，这人象“冬虫夏草”。

　　于是，我伯父离开了这支小分队，继续在山里找“冬虫夏草”，找到了。伯父告诉爸爸，我奶奶的眼睛要哭瞎了，请爸爸回家。爸爸革命精神不彻底，去向纵队司令员请假，说革命成功了，想学点本事建设新中国，想考大学。爸爸的申请被批准了，跟着他的哥哥下山了。盯爸爸梢的那个特务可能早就去台湾了。

　　奶奶的慈母泪润出了爸爸的锦绣蓝图，伯父艰苦跋涉的寻找，为蓝图打了底，爸爸刻苦用功地学习，让他的前程在蓝图上拔地而起，开始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考学前，爸爸找到从前的一些哥们，每天拿上要温习的书本去一座庙里读，他们有时候还一起做诗呢。考学的时候，解放军已经进驻昆明市，到处是红色的标语，爸爸的哥们都想学化工，爸爸想当农艺师。在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一条醒目的红色宣传口号引起爸爸的注意：你想当红色工程师吗？

　　想！爸爸在那一秒钟内决定了学机械，随后考进云南大学机械系。

　　爸爸在大学里没有谈朋友，因为全班七十名学生中，只有一名女生。爸爸苦闷吗？我猜他那时候很兴奋，新中国的建设比儿女情长重要。毕业时，爸爸问组织，哪里最艰苦？组织说东北西北最艰苦。爸爸又问这两个地方哪里更艰苦。组织上说东北更艰苦。爸爸报名去了东北。

　　奶奶的心都碎了，第一个成材的儿子从西南角跑到东北角，她这辈子还能见到儿子吗？奶奶去火车站送行时，给了爸爸一盒鸡蛋，让他到了东北慢慢吃。火车还没有开到东北呢，鸡蛋就被爸爸吃完了。

　　那年头，东北连人烟都没有。白手起家，建车间厂房。白天在厂房工作画图纸，晚上在车间搭地铺睡觉。上千的优秀青年都是这样生活。干社会主义只争朝夕，共产主义就在明天。几年的时间，爸爸都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我猜爸爸为了新中国连女人都不想。长春汽车制造厂初具规模了。

　　爸爸的车间主任是个十三级干部，就是鲁克。一个车间有六百到一千人。鲁克是红军长征路上拣来的苦孩子，没有家，没有名字。共产党教会他识了几个字，让他既要学鲁迅先生，又要学马克思，所以，为他起名，鲁克。鲁克打过不少仗，肠子都被炸出来过，他把肠子往肚子里一塞，继续冲锋。后来，为他做手术的医生说，他的肚子都生蛆了，恶臭恶臭的。鲁克在我家饭桌上给我们小字辈讲他当年的勇敢，把妈妈的美餐都搅了。

　　鲁克是红军干部，抗美援朝时，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团长。党为了保护仅存下来的少数红军干部，把鲁克从朝鲜战场撤回国，在长春汽车制造厂当车间主任。他是个高干，所以，就能去北京的高干疗养院疗养。鲁克离开长春时，捶着爸爸的胸脯说：“小土，我去给你物色个姑娘来。”这让我想到奴隶社会，奴隶主去市场买奴隶。

结婚合影

　　鲁克说到做到。疗养后，回到长春，把我妈妈的相片交到了爸爸手里。爸爸一看：哟，这么清纯的姑娘，朴素的头发，不象长春市内的女郎，头发烫得象鸡窝。爸爸很善于掩饰他自己的真实想法。鲁克看到爸爸不露声色，拿出了红军作风，他命令到：“马上给姑娘写封信。然后，向我汇报。”

　　爸爸当天就给妈妈去信了，妈妈也回信了。这样，他们开始了“两地书”。我想这是不是现代网上“聊天室”的前身呢？通了半年的信，妈妈就想调到东北去工作了。女人心痴啊！还没有见到人，就爱得这么坚决。还是从京城调到边区！爸爸到底在信里写了什么呢？

　　那时有户口，调动不容易。再说又没有结婚，理由是什么呢？这没有关系，妈妈的病人都是高干。送药打针时，诉诉苦，首长可能愿意帮这个忙呢。妈妈很快调到大连高干疗养院，还是为首长服务。

　　妈妈到大连后，爸爸坐火车来看妈妈。妈妈在疗养院门口等爸爸。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这之前都是看照片。

　　爸爸走来了……

　　妈妈第一眼看到爸爸时想的是：这人真高啊！爸爸第一眼见到妈妈时想的是：这人真矮啊！妈妈的另一感觉是：他多见腼腆啊。爸爸的感觉是……他差一点背过气去，因为妈妈烫了个鸡窝头。见面时，妈妈穿一件丝面大花棉袄，爸爸穿一件丝质，高领，中式大棉袄，很象现在的唐装，又很象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穿的丝棉袄。总之，不象共产党人。

　　爸爸善于掩饰他的想法，妈妈没有看出他的失望。妈妈领着爸爸来到她的宿舍，然后，她出去打热水，为爸爸泡茶。就在妈妈出去的时候，爸爸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整齐地叠在那里。他想，也许是冬竹写给我的一首诗呢。他打开看，原来是一张清理鼻涕用过的废纸。爸爸气得要命，转而一想，女人真整齐啊，连垃圾都叠好。他又琢磨：她可能在考验我，她可能在让我全面地了解她。

　　喝完茶，爸爸提议出去散步。他们一起坐上有轨电车去市中心，然后，就在市中心散步。当他们路过一家照相馆时，爸爸止步不前了，他说：“我们进去照张像，好不好？”妈妈说：“可以啊。”他俩初次见面不到三个小时，就照了一张“结婚照”！这就是我为什么知道他们初次见面时穿的是什么衣服。现代青年追求激情热恋，和老一代比一比，现代青年不够火吧？

　　多少年后，妈妈说：“第一次见你爸爸时，十元面值的钞票就胡乱揣在屁股兜里，一个角还露在外面，多粗心的人啊。连个钱包都没有。”当时，一个学徒工人的月工资是十八元。爸爸开玩笑说：“你妈妈也许是为了钱，才嫁给我的。”我一直在猜：那可能是爸爸的一个阴谋，妈妈上钩了。

　　就让这件事成为世纪之迷更有意思。不管是什么原因，爸爸妈妈的结合，让世界上有了姐弟俩──土思和土干。。

　　爸爸回到长春，鲁克急切地来找爸爸问情况，全然不顾还有同宿舍的小张在场。在回答鲁克主任的询问时，爸爸替妈妈谦虚，他说：“冬竹长得不够高，皮肤不够白，眼睛不够大。”小张在一边起哄道：“车间的小夏姑娘眼睛大，水汪汪的。”鲁克怒斥小张，说：“去！去！去！牛眼睛大，你去跟牛谈恋爱！”

　　爸爸不说话，心里笑。红军干部就是有两下，看问题尖锐，说事情痛快。鲁克气宇轩昂地教训爸爸：“小冬哪一点不比小夏好？咱厂里男女比例是六十比一，这么多人看中小夏，你还凑热闹。小冬是护士，会照顾人，为了你，调到东北来，你还碗里看着锅里的。这不是小资产阶级吗？”爸爸一听主任急了，赶紧告诉主任，他很满意妈妈。主任顿时高兴了，就象他当年攻下了一个碉堡。

大眼四眼

　　妈妈是江南姑娘，特精明，要深入细致地了解爸爸。她说她要到爸爸的厂里看他。爸爸告诉鲁克了。领导特照顾，给妈妈腾出一间房子住。注意，是让妈妈自己住，而不是妈妈和爸爸同住。

　　爸爸去火车站接妈妈，有轨电车通不到地处郊区的汽车厂，爸爸雇了一辆当时的出租车──由三匹马拉的奢华马车。妈妈觉得既好玩又浪漫。在离厂门口约二百米距离时，爸爸跳下了马车，步行去厂门口。他怕工友们笑话他坐这样奢华的三套车。车夫收了钱后，还笑话爸爸没有享受到底。妈妈自己坐在马车上来到厂门口。马车离开后，爸爸才迎上前来，好象他和这位坐马车前来的姑娘是偶然邂逅一样。

　　一进厂门，妈妈看见了爸爸的巨幅标准像，高80cm，宽50cm，挂在厂门口。爸爸见腆地笑。妈妈近前去读照片旁边的注解。原来，爸爸是全厂青年劳动标兵。长春汽车制造厂可是上万人的大厂啊，这还了得？这还用说吗？妈妈更爱爸爸了。

　　爸爸当然是领妈妈参观了车间，然后，送妈妈到工厂为妈妈准备的房间去休息。到了晚上十点，爸爸提着暖壶出去为妈妈打洗脚水，然后，向妈妈道晚安，仔细地关好门，离开了房间。那时候，为女友打一壶洗脚水就是最煽情的行动了。爸爸妈妈的婚姻是板儿上定钉的事情了。要是现在，和你睡一年也没有义务和你结婚。现代人说从前对性太压抑。现在倒不压抑，但是，人们好像也没有找到更多的幸福。

　　爸爸妈妈准备结婚了，爸爸递给妈妈一个信封说：“这里面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和我的存折，你去商店买点你喜欢的东西，为结婚做准备。”爸爸走开后，妈妈赶紧数了信封里的钞票，是十张大团结，一百元人民币！妈妈当时暗喜，未婚夫又年轻又有钱，意外收获！妈妈当天提回了一只破皮箱，说是在二手店刚买的，可用作放衣物的箱子。爸爸特别生气，哪里有结婚买破东西的？妈妈把存折拿给爸爸看，账面上只有一元钱，妈妈当天根本没有取钱。男人不结婚行吗？挣多少钱都能被他们挥霍掉。爸爸无话可说了。

　　爸爸妈妈结婚了。工厂为爸爸妈妈举行隆重婚礼，鲁克以功臣自居。爸爸妈妈新婚燕尔，幸福无比，自不必说。妈妈找到归宿，终身有托了。结婚几天后，妈妈戴上了眼镜。爸爸心里直呼上当，新娘没有大眼，却是四眼。爸爸后来常开玩笑，说：“我说呢。结婚前，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不管是多好的电影，你妈妈都打瞌睡。”我有时想，妈妈当年见周恩来总理时，一定也没有戴眼镜。她真看清楚周总理了吗？很可能只看了个朦胧。那不是瞎激动吗！

　　妈妈看上了爸爸，党也看上了爸爸，妈妈争不过党啊。新中国要掘起，先要加强国防！全国调动优秀青年技术骨干去国防单位，千里挑一，爸爸给选中了。就在妈妈申请调到长春时，爸爸穿起了军装，调进了北京工作。鲁克关心职工生活。上级党委就没有这么细致，只把爸爸一个人调进北京了，妈妈留在了东北。

　　爸爸穿起了军装，戴上了大盖帽，肩上扛着几个星，表示军内级别，走在街上，遇见小兵小官，小的就会给大的立正敬礼。要是敬礼的人儿是个水灵的小女兵，那是什么滋味？用语言是形容不出来的。爸爸感觉好极了，没有特别思念爱妻。妈妈可不高兴。虽然爸爸让妈妈耐心等待，慢慢来，妈妈还是想快一些。她又去找她的疗养院病人，故伎重演。给高干打针时，妈妈温柔地拍拍省领导的屁股，这是真正的拍马屁。妈妈不久调进北京人民医院。

　　妈妈当年若有先知引路，就不用走这两次后门，犯错误了，而是安心滞留京城，守株待兔！凡人可怜啊，一生不知道要走多少冤枉路。

　　爸爸妈妈在北京安家落户了。爸爸在京郊工作，每个周末回家。妈妈在市中心工作，家里的事，都是妈妈里里外外一把手。生活安定下来以后，他们有了土思和我，土思比我大一岁。当党中央下令大批国防单位职工就地转业的时候，妈妈终于有机会调到京郊爸爸所属的研究院的附属医院工作。从那时起，他们才过上了天天在一起的生活。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人人穿绿色和蓝色，那是因为人们只摘去了领章帽徽，军装还是穿着的，绿色是陆军，蓝色是海军。从军人转成老百姓，百万官兵的工资都降一级，没人有怨言。国家发了一笔小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