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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与吹捧 from tugan 598 days old

含蓄与吹捧 土干 文人有互相吹捧的习惯，应该引起重视，提倡实事求是。其实，吹捧是从中国的含蓄衍生出的。我们求人时，先去被求的人家，说一大堆废话，告辞时，说：“噢，对了，有件事想麻烦您……” 前面的废话是铺垫，属于感情沟通，因此，也不是废话了；后面的话好像是捎带，可有可无，其实是关键话。我们总把关键的事留在最后做。多耽误事啊。 评论文章也是如此。我的理解，评论就是找出不足，不断改进提高。可是，一般的评论文章是说一大堆优点，到结束时，有个“但是”。那就是批评。其实，这“但是”是最有帮助的，却在最后出现。多耽误事啊。 我读廖康先生评《土城之歌》时，直接去文章结尾，节省时间，找出“但是”。我写小说是从后往前写，读文章也是从后往前读，跟别人蛮拧。因此，我的朋友不多，因为思路不通；我的敌人也不多，因为，很少有人理我。结果，我是被人遗忘的孤独分子。苏桥语录：独头独脑。我每日享受着美丽的安宁。 我没有在廖康先生的文章结尾找到“但是”，我就认真地往前读，从尾读到头，我还是没有看到“但是”。我阅读极慢，读得认真，我仍然不相信这篇文章里没有“但是”，我于是又从后往前读，再从前往后读，我终于还是没有找到“但是”。 我欢天喜地，脚踩云团，腾云驾雾，白日做起了梦，梦见我是沙翁二世了。我整日喝酒，醉意浓浓，直到有一天，爱人说： 　　“亲爱的，好几天没吸尘了。你怎么不明白，廖康先生在英国受过教育，学到了英国绅士风度，整日excellent ...

打屁腋臭和说话 from tugan 598 days old

打屁腋臭和说话 土干 自从国门开放，网络世界为中国输入民主自由的意识。中华精英们认真听，仔细读，领略不少信息，“领悟”自由了，什么话都敢说。最受人仰慕的话就是：我怎么想，怎么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上面的说法赢得不少观众听众的喝彩，认为这是光明磊落，性格耿直，绝对是优点。看官您往下读，我来就此现象侃一侃。 说有个派对，大家手执酒杯，室内光线柔和，男女轻柔细语。这时，您突然内气发了，想打屁。怎么办？您不能说您光明正大，屁是人生之气，哪有不放之理，理直气壮地在派对上打出来。真正的做法是：去洗手间，在咳嗽一声的同时，把屁打出，然后，用喷香器喷一下洗手间，以免下一个使用洗手间的人进来后闻到臭气。然后，您要洗手，再整理一下头发、衣襟，正人君子一样地离开洗手间，重新回到派对中。 再说腋臭。有腋臭的人对那味道不敏感了，其它人受不了那味道。您不能在众目睽睽下说那人臭，那人也不能认为这是他爹妈给的，理直气壮地去熏人。为了改这毛病，患者和社会都要自愿做点什么事情。比如，患者愿意去做手术，医生也愿意为他做手术。我认识一个医生，有一次，他在为腋臭病人手术时，被腋臭熏昏过去了，醒过来后接着做手术。病人手术后开始了新的生活，朋友也多了，对医生的感激自不必多说。 英国很多工作单位有职工训练，就是教您怎么说话让别人舒服，这样帮助职工顾客和睦相处。比如，在服装店工作，您就不能问胖女子穿多大号的衣服，而应该问：“你喜欢什么款式的衣服？”然后，一一介绍，直到女顾客看上什么衣服为止。 在培训中，我觉得有些话很温和了，但是，在培训员的解释中，我明白那些话还是会伤人的。因为我们不是天生就会礼貌说话的人，所以才在训练中学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培训员也是学习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研究总结的系列丛书后，为我们讲解的。 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像打屁和腋臭一样，是一种自然流露。但是，它又比打屁和腋臭危害大。“祸从口出”和“出口伤人”就是这个道理，绝大多数情况下，伤人都是无意的。有些文章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后，作者还挺委屈，进一步为自己狂辩，那就等于说：“我的屁就是香，你们不会欣赏。”还有“沉默是金”的说法，那就是思考，想好了再说，想不透就不说。 2006,10,12 ...

读谢宝瑜的《玫瑰坝》 from tugan 612 days old

(1) 六十万字话当年 评谢宝瑜的《玫瑰坝》的文章有几篇，网上以廖康的评论流传得最广。他是横向比较评论的──和其它同类书做比较，并且从经济体系和写作角度来评论，特别提到了小说中的对话对人物性格的刻划。 当我收到《玫瑰坝》这本书时，我难以形容我的感觉，它象个孤儿躺在我的面前。封皮是单调的灰色，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再没有其它内容和图案了。封底只有短短的小说内容简介。 打开书，没有前言，没有编后语，没有名人介绍。就是这样一本朴素的书，它一下子就把我带到那个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年代。伤痕文学好像已经把“新中国”的前２７年写尽了。其实，在西方生活久了，你会发现，对那段历史，远没有道尽。谢宝瑜的《玫瑰坝》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那个年代。 爱情永远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不论世道多么昌盛，多么动荡，多么无望，爱情总是存在的，它给人最先的生活盼望和最后的生活支柱。爱犹如水，只要有缝隙，就渗入其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玫瑰坝》讲述的就是一个深深的爱情故事。 历史是面镜子，悲剧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个小说作者应该再现悲剧给读者，而不应该评判悲剧。如果小说作者以一种正义在手的架势去评说历史，去控诉历史，那么，他／她的文字是不完全的，是令人遗憾的。多数伤痕文学都是在控诉那个年代的体制和领导者的错误，悲愤地诉说自己的苦难。其实，对那段历史，老百姓们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误区。《玫瑰坝》正是演示了一代人内心的误区，揭示了人们是怎样自己把自己推向一个极端的境地。 《玫瑰坝》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南山区，从１９５０年讲述到１９６７年。全书6０多万字，５８章，９１９页。但是当你阅读时，你不觉得长，作者好象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把叙述对话压缩到了最短的程度。 这本书虽然是一部爱情小说，却没有很多情爱的描写。它像是一本纪实，里面有大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引用，还有详细的生活和生产的记录和资料。比如，刚解放时，买一支钢笔要２００００圆。对村庄的叙述更详细，有地理地貌描述，村民人口统计，家族关系，还有土改前地主雇农的关系，土地租用的利息百分比，有合作化以后的工分制的执行细节，还有土质，亩产，庄稼轮作套作的知识。总之，它更象一部村史。 《玫瑰坝》语言传统朴实，非常容易阅读。全书似乎只选了所有必须的情节，一个情节是下一个情节周密的铺垫，使素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土干：（２）英雄儿女十七八───读《玫瑰坝》 《玫瑰坝》开篇是土改，它的写法不太像一般的小说，没有太多的景物，心理，煽情描述，节奏比较快，语言简明易懂。 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１９５０年，共产党解放军刚占领中国西南地区，新兴的地方县政府派年轻人去农村搞土改（分田地）。土改工作组都由一个老革命和两名进步青年组成。老革命也就是二十岁出头，进步青年就是向共产党靠拢的十几岁的中学生。 小说中详细讲到其中的一组三人，进入玫瑰坝地区，该地区有４２０户人家，２１３１人，就被这三个青年，三杆枪，折腾个天翻地覆。可信吗？你读了这本书，就信了。小说逻辑严谨，环环相扣，不容置疑。 另外两个工作组成员就没有第一组的幸运，受到了土匪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的攻击，四个被杀，两个受伤。小说一带而过，毫不罗嗦。同志的牺牲，让玫瑰坝的三位青年化悲痛为力量，更加憎恶“阶级敌人”，所以他们对地主镇压更狠。你想啊，自己的同学被人杀了，能不报仇吗？仇恨和对立就是这么形成的。 他们仨的工作开始也不顺利，无法展开工作。他们也汇报了展开土改工作的难度──发动不起群众。县委书记说：刘胡兰牺牲的时候多大？你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 这仨人顿悟，马上团结了玫瑰坝地区的青少年们（１０岁到１５岁），一下子局面就打开了。后来，抓地主地主婆，都由这帮红小鬼去抓。工作组的三个人全权把这２１３１人定了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这些成分让村民在以后的30来年里受益或受难。 这让我想到文革，文革不是也靠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吗。我们上小学时，老师不是也讲哪个革命家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吗？刘胡兰１４岁就当妇救会长了，贺子珍１７岁当妇救会长，邓颖超好象也是１５岁参加革命活动的。 从人性来讲，十几岁是最令人关注的年龄，这时期的人，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包括好坏），偏激，敏感，自以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岁数是最受控制的。如：不能参加选举，不能进入酒吧，即便在超市工作，不得卖酒烟。甚至不能取自己的存款。十七岁以上才能学开车，并且要交几倍的开车保险。由此可见，十几岁的孩子虽然已经是小大人了，可以自立了，但是社会法律却对他们做了最大程度的限制，基本是干活谈恋爱可以，干其它的，没门儿。 相比之下，中国上个世纪，几度给十几岁的孩子生杀大权。我们勤劳勇敢，但是却因动乱而落后。 土干：(3) ...

歪解笑雨的“倾听你的吟唱 ” from tugan 613 days old

歪解笑雨的“倾听你的吟唱 ” 倾听你的吟唱 BY 笑雨 展一桌宣纸， 研一池墨香； 无边的沉静中， 传来你的吟唱。 绾一绺青丝， 披一身月光； 是带雨的红豆， 敲打夜的轩窗。 斟一杯红酒， 品一口酣畅； 缀满风霜的脚步， 踱入心的殿堂。 抚一只古筝， 泛一舟水上； 于蒹葭苍苍中， 奏一曲高山流水的绝响。 土干评 　　诗人捉弄人，应该自己出来解释导读。悲歌说是写女子思念男子；吴友明说是男子思念女子；一真更会说，说是一个人思念另一个人。 　　一读诗，我就傻，好诗坏诗分不清。都说这诗好，我也琢磨了十几遍。好象是读懂了，就是不知道它比别的诗好在哪里。但是，我知道只要是有诸如“想死你了，爱呀爱”的词汇，肯定是平庸之作。 　　我来分析一下： 　　这不是古诗，是新诗。既然是新诗，讲的就是现代的人。现代人谁还用宣纸笔墨写诗啊？太少了。这个“展一桌宣纸，研一池墨香”的人最可能是个中国画家，中国画家做画讲究写意，思维深远，所以，TA必须在“无边的沉静中”，这一凝思，居然听见了“你的吟唱”。 　　你是谁？长啥样？她长得：“绾一绺青丝，披一身月光”，到了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做画的是男子，思念的是女子。为什么男子在家，女子不在家呢，这是时代的痕迹：女强人越来越多了，她们美丽能干，就是在ＣＮＤ，也是这回事啊。这中国画家肯定没有多少市场，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她下海，他在家做画。 　　那女子虽然在外面大干四化，但是，她非常思念夫君，她的思念伴随着夜雨飞到家门外，“是带雨的红豆”，红豆表示相思豆。不是两人在玩红豆。 　　可是，这男子冥思苦想，没有听见女子的思念已经到了门外，那思念急了，就敲窗户，这就是“带雨的红豆，敲打夜的轩窗”。 　　这男子听到敲窗户了，赶紧开门，一见红豆，那个高兴。他于是“斟一杯红酒，品一口酣畅”。 　　这一喝，他没了限度，醉了。梦见他与她的婚礼：在一个寒冷有风霜的日子，他们竟然感到温暖如春，进入到爱的殿堂，这就是“缀满风霜的脚步，踱入心的殿堂。” 　　遗憾的是现在不论在岗或下岗，大家都变成网大爷网大妈了，哪有古人的浪漫，于是，他怀古，想到一幅鸳鸯古图：“抚一只古筝， ...

歪批“好人一生不平安” from tugan 621 days old

歪批“好人一生不平安” 土干 　 　　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国内有个连续电视剧，电视剧的名字忘了，但主题歌没有忘，就是《好人一生平安》。每到播出时间，万人空巷，妇人姑娘们备好擦眼泪的手帕在银屏前观看。 　　我没有看该剧，为什么呢？是因为导演编剧的话。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塑造一个长得最美，心地最善良，人最好，经历最坎坷这么个感人形象，这样来引起观众的同情心。”我心想，这不是骗取观众的眼泪吗？创作动机不纯。看了这部电视剧，谁还想做好人呢？ 　　其实，这部电视剧只是众山神里的一个神。纵观国内电视剧，给个总结，就是好人一生不平安。 　　出国十几年了，埋头工作，养家糊口，提高英文水平。因此，我和英国同仁比较密切。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不是因为英语，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他们感兴趣的书和电视剧。我于是去看这些东西。开始看时，觉得这些作品特别平淡，谈的是琐事。看惯了，也就接受了。 　　有一天，突然特别思念中国文化，所以，开始上网读中文，向友人借ＶＣＤ回家细看。看罢国人的东西，我突然意识到我受英国文艺作品的毒害之深。我已经不习惯于中国的电视剧了，因为，还是一句话：好人一生不平安。 　　在国外多年，很多人回国后都不习惯，说国内的人道德空前下降，到处都是诈骗。我觉得不该批评老百姓，应该指责媒体的导向。名剧好篇的主题都是：好人一生不平安。我要是在国内，我也诈骗，也许会有平安呢。 　　看连续电视剧，总让人一天一天揪心地惦记着，直到看得你心力交瘁，愁眉苦脸，杞人忧天。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放松和娱乐吗？ 　　去年，ＣＮＤ快递发表简杨的“一条汾河门前过”，反响极大，语言功底是没的说，中间不乏有小小的幽默敲着边鼓。上部尤其好看，下部我就不好说了。我想学习简杨的语言文字，但是，我读不下去，太悲啊，何必呢？“大姐”一生“死心眼儿”！我被我的英国同仁毒害了，看不得深刻悲壮的情节。其实，简杨真正的力作在ＣＮＤ读者评论上都只打了个小水漂，没有太大的震动。看来读者还是喜欢：好人一生不平安！ 　　我有一次读小说《围城》，我的英国同仁见了，也去图书馆借了一部英文版《围城》，我为他的行动煞是感动，满怀希望与他沟通，等待他的反馈。谁知，他一星期才读了四十页。他觉得小说很涩，他告诉我：“人与人之间太恶毒，尤其是女人与女人之间更恶毒。”我把书拿过来读，发现英译本译得很好，尊重中文版的风格，语言句意都贴切。我的英国同仁读不下去，把书还了。他刚读了四十页，就这样。他要是读完了呢，我想他会跳海的。 　　我们不跳海，我们不做“好人”就是了。 　　目前的小说多是写婚变，失恋，暗恋，美女才子曾经的心灵撞击一瞬间，有情人终不成眷属的故事。也许，不写遗憾是写作的大忌。我曾写过一篇“踉踉跄跄走远去”的杂文，现在想想，应该改成“忽忽悠悠开远去”，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汽车了，一闹悲剧，都是开着车在街上忽悠着。我又想，读者们是不是都是成功居士，富商太太，没愁找愁啊？还是我们想守住“好人一生不平安”的理念？ “一条汾河门前过”在４４４篇网络文学参选篇中独占鳌头，获第六届“ＰＳＩ－新语丝”网络文学奖一等奖。祝贺简杨。 简杨：一条汾河门前过（上）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1503 简杨：一条汾河门前过（下）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1513 ...

廖康评《土城之歌》 from tugan 657 days old

三代人的幽默：介绍土干的中篇传记小说《土城之歌》 廖康 现代科技使得写作和发表比以前容易多了，愈来愈多的人说：“我写，我方在。”似乎人生不写出来，就形同虚度一般。然而别人为什么要看你的人生经历呢？人们阅读传记或传记小说，无非两大原因：一是要了解名人，不管那传记写得多烂，人们还是要看，为的是了解大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为或明星的花边琐事。二是因为写得有意思，哪怕你不是名人，人们也愿意读你的传记，就像读精彩的小说一样；或情节跌宕起伏，或人物栩栩如生，或情感撼天动地，或文字诙谐风趣，可以让读者享受文学美。土干的中篇传记小说《土城之歌》属于后者，我相信读者会像我一样，体验到土干独特的幽默，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开篇，土干就拿张戎的《鸿》作引子，为小说定下了反讽和幽默的调子。“我也想写我的爸爸妈妈，又怕后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不想让他们遗臭万年。”我的兴趣一下便给勾起来了，但仍存疑虑，心说了：“土干哪，你正话反说，这可是一步险棋啊！幽默一两次不难，难的是一气幽默到底。后继不上，读者会失望的。”紧接着，作者在谈到母亲虽然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却被选上照顾老干部时说：“我猜想，照顾首长，思想过硬不行，要外貌过关啊！”我不禁菀尔，开始感到土干这不同寻常的诙谐含有反讽，其弦外之音远远超过一般逗乐的玩笑。果然，作者不负我望，从父母写到孩子，一路幽默下去，每两三段就让我笑一次，让我欲罢不能，一气读完。 掩卷回味，觉得作者深得不动声色的幽默真传。土干的幽默是以高度自信为起点的自嘲，是其秉性与智慧的坦然表现。说到父亲三十年后终于领悟到自己一个非党员却在学运中被国民党盯上了，大概是地下党利用了他个子高，作者评论道：“多糊涂！这么多年才明白真相。我才找到原因我为什么这么迟钝，遗传的。”一句话，幽了父子两人一默。生活中，不时会见到两种极端的人，有些因自身的缺欠而非常敏感，一提到与自己的不足相关之事就吃心，就怒火勃发。另一些人为了博人一笑而不惜损爹骂娘，比如时下许多相声的廉价噱头。土干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使作者有气度拿自己的迟钝和容貌开开玩笑，而又从不流俗。谈到自己小时候逃学，不用说，那多半是因为老师无暇管学生，上课也极其无聊，但作者并不怨天尤人，反而自责道：“我的记忆很坏，到现在也想不起我逃学的动机，不然，可以给教育心理学家提供第一手资料。”后来小土干读了高玉宝的书，又纳闷儿道：“我不明白高玉宝为什么想上学，我为什么要逃学。我倒是想当个放猪娃，赶着一群肥猪，躺在阳光下，多好玩啊。”如果高玉宝之类的老革命家读到这文字，看到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被文革折腾成这个样子，不知会做何感想？小土干渐渐从字里行间活起来，颠颠儿地走着，傻呵呵一个乐天派，人们说这孩子是捡来的，他也不伤心，还感叹呢：“被捡到这个家多好啊！” 如果只是描写一个傻小子，倒也没什么新鲜。但土干在为自己辩解时，就傻出水平了：“请不要笑我当时那么傻，我那时才八岁。十八岁的红卫兵们见不到毛主席时，哇哇地哭，见到毛主席时，还是哇哇地哭；毛主席咳嗽一声，他们就满世界去串联，打、砸、抢；毛主席一生气，把他们全轰到农村去了，他们还争先恐后地去。我们每个人傻的方向不一样。”这话要是让我一本正经地说，不定要得罪多少人呢！可是在那种自嘲的上下文中，由土干嘴里说出来，再激愤的读者大概也只能苦笑一声而已。因为幽默的反义词之一是认真，读者跟土干往往是认不得真的。谈到自己的长相时，作者这样写道：“我很高尚，爸爸妈妈的俊美财富，我一点都不要，心甘情愿地生活在普天下的平凡中。”小说中还多次谈到自己如何丑，与时下的美女俊男自吹自擂的文章“傻的方向不一样”，可你能拿这些话当真吗？ 很多回忆文章谈到自己的父母，都描写他们如何美貌、浪漫、有风度、有教养，与“解放后”我们这粗糙的一代做鲜明对比。但土干反其道而行之，以当时革命傻小子的眼光看待父母的优雅，幽默之余，又让读者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扭曲。描写父母第一次见面时，作者说：“妈妈穿一件丝面大花棉袄，爸爸穿一件丝质，高领，中式大棉袄，很象现在的唐装，又很象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穿的丝棉袄。总之，不象共产党人。”可不，当年我们接受的就是那种教育，革命者要艰苦朴素，样板戏里的主人公，好好一件衣服也得缝个崭新的大补丁，那可跟现在的新新人类穿破衣服有本质差别。这差别在深入内心的描写中可见一斑。有一次，土干偶然看到当年父亲给母亲的情书：“我爱的竹：请允许我的心伴随着这份礼物，飞向你——我天边的爱人，我的梦……”作者描写道：“我的手迅速捂住这张便条，四下看看有无外人，又到门口看看有无盯梢。屋里屋外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心想，毛主席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行吗？”今天读起来，好笑死了，但在当时，这是很正常的想法。人们是健忘的，于今，需要具有幽默感的作者把这些荒唐的想法再现出来。 土干的幽默显然是家传的，这在他父母第一次相见，最浪漫的时刻也掀开门帘，露出一小手：妈妈为爸爸泡茶，出去打热水。“爸爸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整齐地叠在那里。他想，也许是冬竹写给我的一首诗呢。他打开看，原来是一张清理鼻涕用过的废纸。”这个细节肯定是父母告诉作者的，能对孩子说这事，可见他们的幽默逾越了代沟。因而，土干讲到父亲不白拿人家礼物，“反行贿”时，也用幽默的口吻：“爸爸给工人‘行贿’去了。我当时心里直着急，要是多几个人给爸爸行贿，我家将要花多少冤枉钱呀，用这些钱给我买一个照相机该多好啊。”无疑，这比露骨地歌颂自己的家人有意思多了。 土干的幽默又是庆幸的自然流露，庆幸自己一家在中国的风云变幻中竟生存下来。提到父亲的上级决定为他找个对象时说的话：“小土，我去给你物色个姑娘来”，作者评论道：“这让我想到奴隶社会，奴隶主去市场买奴隶。”如果这领导之命的婚姻酿成《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种悲剧，这话就不是调侃，而是泄愤了。但有了前面的幽默垫底，我知道土干一家一定是幸运的、幸福的。果然如此，领导只是搭了个桥，土干的父母还是自由恋爱结合的。虽然他们也遭受了我们共同的厄运，幽默帮他们度过了文革的磨难。发配到干校去劳改，他们一家开始住在粮仓里，小土干兴奋地说：“我们真阔气，住这么大的房子。”在干校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偶尔有晚会，“赞美祖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可能是他们一天最高兴的时候，倒不是为祖国形势高兴，而是看台上的人出笑话高兴。”当然，那少不了土干自己的笑话。还有姐姐土思讲鬼的故事：“情节声色配合极佳，吓得我不能入睡。白天我还感到关爱温暖，晚上就让我魂不附体。土思只比我大一岁，就能把我折腾得如此起落，咱们就不要怪伟大领袖了。”土干可不仅是为了好笑而讲笑话。 ...